随着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进，其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承载新疆哈萨克族传统游牧文化的主体——牧民，这一角色定位也因为游牧生计方式的逐渐隐退而变为农民亦或其他。这一转变的背后，有其社会分工、科技进步及正常的社会流动的结果，但更多的是“人为”即人有意而为之的推动，这其中不乏国家政策的导向。国家制定政策的意向是好的，也是在国家统筹规划之下进行的，但是，每个地区社会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其中包括地域的、生态的、人文的、历史的等等，今天的现状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时若“外力”太强，往往实现的是经济上某些指标的跨越式发展，而非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论文以现代化为背景，论述了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游牧文化领域的反应。从生态伦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有关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关系的角度论证：“定居”不是草原现代文明的标志，游牧民族现代化的关键不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去承载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进一步论证，“游牧”不是草原现代文明的障碍，不是游牧民族现代化的“拦路虎”，相反“游牧”的生计方式是其文化的核心。牧民的职业化及实施适度定居政策是保存游牧生计方式，实现草原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条件。论文第一部分：概述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重点论证新疆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特点论文第二部分：概述新疆哈萨克族定居；首先梳理国家定居政策的演变；其次，从国家、牧民两个角度分析定居原因；最后以鲜明的案例概述传统游牧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游牧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及发展问题。论文第三部分：指出新疆哈萨克族定居进程中游牧文化失调现象；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牧民身份认同危机；从游牧到定居的心理跨越；游牧规则（文化）在游牧生产中的缺失；阿吾勒文化与村落文化的碰撞。论文第四部分：论证新疆哈萨克族定居进程中游牧文化调适对策；从国家层面及个体层面进行论证。国家层面的对策包括五方面：①建立新疆草原游牧文化保护区；②培养现代化游牧民；③建立由国家经营的畜牧业基地,将“牧民”职业化；④生态移民，控制草原人口数量；⑤实施“适度定居”政策。个体层面的对策包括两方面：一是，现代化进程中，新疆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是，积极适应现代化进程。这里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本文的重点及目的不是讲如何保护新疆哈萨克族这个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以新疆哈萨克族这一典型的西北游牧民族为切入点，论述生计方式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不论是文化的多样性，还是生态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