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带的农牧生产史研究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农业牧业的生产史分别述之,彼此无关,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将农牧业生产相互关系作为农牧交错带地区农牧业生产史研究的新视角,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鄂尔多斯高原作为南北农业牧业民族相互往来的过渡带,关于该区域农业牧业生产的记载史不绝书。尽管在历史时期民族争端不断,但是基于物质生产的需要,农牧业生产之间存在的互助互济关系在更多方面得到彰显。清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内地农耕社会与蒙古游牧社会的交融机会开始增多。随着农业生产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出现和扩张,开始在鄂尔多斯游牧社会引起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基于此,本文选取清代的鄂尔多斯高原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历史文献资料,对这一地区农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并探析影响和推动农牧关系历史过程发展的历史社会因素。本文依据鄂尔多斯地区农业发展的程度将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牧关系的形成阶段,其在时间上大致相当于清代前期。这一时期主要特征为鄂尔多斯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渗入并扩大,农牧关系的互济日趋加强和深化的同时,农牧冲突开始频繁出现。这一时期有两个变化,一是农牧交流从有限、间接的交流转变为全面、直接的交流。二是清朝对鄂尔多斯农业生产由支持鼓励转变为限制禁止。笔者认为之这一时期是清代农牧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农牧关系的深化和交流,出现一个游牧社会上升发展的契机,但是,清朝没有及时给予有利的政策指引,而企图以禁垦政策的执行来维持“牧主农辅”格局;第二阶段为农牧关系的发展阶段,其在时间上大致对应清代后期,故文中称为清代后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鄂尔多斯社会发展日趋衰退,“牧主农辅”格局开始解体,外国势力开始介入,社会动荡贫弱。这一时期也有两个变化,一是农牧业地位开始变化,农业地位开始上升。二是清朝禁垦政策失败开始寻求有效政策解决私垦等问题,放垦政策开始提出;第三阶段是农牧关系的转向阶段,从贻谷放垦到清朝灭亡,时间对应上主要是贻谷放垦时期。这一时期是清朝政府通过政策实施调适农牧关系的过程,但是由于政策出发点片面地强调农业发展而否定畜牧业对于游牧社会的作用,导致放垦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以牺牲畜牧业生产来发展农业的做法。政策调适过程并没有改善农牧关系反而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垦务的中断。但是,从结果来看,贻谷放垦是清代鄂尔多斯农牧关系发展的一次变革性过程,它在客观上促进了鄂尔多斯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将鄂尔多斯社会发展推向近代化的轨道。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认识和结论:第一,清代鄂尔多斯社会发展内在动力是农牧关系发展的内因。清代统一中国后,对于内蒙古原有游牧社会制度进行改造,但是与内地农耕社会相比,仍然存在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是导致鄂尔多斯畜牧业社会主动接纳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农业渗入后促进了游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游牧社会原有制度相对滞后,农牧冲突逐渐频繁显露,但是,清朝政府并未把握这次契机通过农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社会发展,而是以禁垦政策来维护鄂尔多斯地区现有社会局面,维持“牧主农辅”格局。清代后期,禁垦政策失败后,对于日趋衰落的鄂尔多斯游牧社会,清朝开始寻求政策调适农牧关系,但是放垦过程中片面发展农业而牺牲畜牧业生产的做法,加剧了鄂尔多斯社会的社会、阶级矛盾,最终被迫中断。清朝后期以后,农牧关系的发展一直未能满足鄂尔多斯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要求农牧关系作出调整,但是不合理的调整最终又阻滞了鄂尔多斯的社会发展。第二,农牧生产之间的物质交换是农牧关系交流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媒介。在清代农牧关系发展的过程,农牧生产的剩余劳动产品的交换是农牧关系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清朝前期,农牧关系的深化和加强也是以农牧商品市场的扩大和繁荣为基础的。农牧产品交换加强了鄂尔多斯地区农牧生产之间的依赖性,对于农牧关系的稳固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而以产品交换为媒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也是互相交流和融合,最终对于农牧关系的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第三,国家制度政策是农牧关系发展变化的外在驱动力。清代前期,清朝积极鼓励农业垦殖的政策对于鄂尔多斯地区农牧业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对互市等管理和完善推动了农牧关系的深化和交流。但是,随着农牧关系的发展,清朝政策制度并没有相应调整和改进,尤其是禁垦政策的实行,消极地对待了农牧关系的良性发展。最终,以贻谷放垦对农牧关系调适为结局,形成一场变革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