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一民族的语言中都有一类特别有意思的词，用于表示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这类词就被称作亲属称谓词（термины родства）。本文将对比分析汉、俄语中的亲属关系术语。欧洲语言学是在实际运用历史比较语言研究法之后，才出现对亲属关系术语化做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保朴（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在他的一些作品中首次尝试对比研究印欧语中专门表亲属的名词。他对比研究这些词是想证实印欧语言的同源关系。同时，随后的语言学家们又提出，亲属词的比较研究能够反映一些影响印欧人民发展历史的观念的形成（这里主要指历史上的父权优先制这一“哲学”观念）。这一研究方向不仅是上世纪，甚至是到二十世纪中期印欧语言学的特征之一。而中国传统语言学主要认为“亲属术语”用于对人的称呼。很容易找到古时就有的称名方面的文献。古时的称名理论普遍承认名称的“武器性功用”（“орудийность”），孔子有句名言能反映这一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由此看出，中国古人认为“名称”是联系所有事物的根源，在这一根源上形成了相互有亲缘关系和社会等级，或生产过程联系的人们在社会中的秩序。在古代中国“名”、“言”、“事”的相互关系不只是哲学经常关注的问题，语文学也经常关注，我国出版的一系列古汉语词典可以说明这一点。《释名》就是其中之一，它编成于公元前2世纪。作者刘熙对包括亲属称谓在内的名称的语音进行了追根溯源。尽管现在看来刘熙当时得出的结论大都是错误的，但他对亲属称谓的认识值得肯定。正如他说的：“任何事物的名称都有某种确定意义。一般人每天都用名称来称呼事物，但却不知道这样称呼的原因。所以我按天与地、明与暗、四季、城市国家、马车、丧服等直到一般人使用的物件的名称来安排，通过指明名称的来源来解释这一切，就把这本著作称作《释名》（解释名称）”。确实，刘熙在解释“名称”来源时，首先都是正确理解它们的语义内容，因为他相信只有正确理解“名称”才能准确地使用它们。例如，他认为亲属称谓“父”的正确理解是：该称谓称名的人和用该称谓称呼某亲属的人在相互交往中都应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其中父辈有责任教育子女，父权制，父亲有至高的权力，而子女要孝敬顺从父母。其他任一亲属称谓都有类似的功能，例如在中国人观念中，丈夫的哥哥“大伯子”与弟弟的妻子“弟媳”之间不能表现的亲密、暧昧，这一行为准则两千多年基本没变，甚至这期间表示这种亲戚关系的称谓发生了变化。这样看来，古代中国文献中载录的亲属称谓及其分类原则除能反映古代中国婚姻家庭这一特殊组织的特征外，更能反映古代中国人所认为的亲族中的合理规范。换句话说，称谓不仅是表亲属关系的手段，还能用于规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事”）中相应的行为准则（“言”），反映亲属系统这一社会制度的特征，最终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由于术语反映社会生活同任何其他语言现象反映现实一样，不是镜面式地，而是多方面、分层次地，可能因为很多其他社会因素而变得复杂，研究者在对某民族亲属称谓进行语言学分析时不得不考虑那些繁化亲属称谓反映现实的社会因素，它们对亲属称谓一些特征的形成有影响。亲属称谓特点与该民族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多程度上只有通过该民族与其他民族亲属称谓的对比研究才能表现出来。这么一来我们不仅会清楚民族间称谓各亲属的区别，还能弄明白这些差异产生的根由。出于这种对亲属称谓语言学研究必要性的理解，本文将对比分析汉俄亲属称谓。论文由前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和附录五部分构成。第一、二章从语言学角度分别分析汉语、俄语中的亲属称谓。第三章将在详细分析前面亲属称谓的基础上，结合汉俄民族社会生活一些方面的特征，归纳出一些结论。结论中对整个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附录中列举了俄汉语中常见的亲属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