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思索救国图强之策。1932年以后，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农业经济的破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积极探索乡村变革之路。1934年，梁漱溟提出了体系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形成了成熟的乡村秩序观，具体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过去与现状，提出了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建设方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认识到了严酷的现状，为了摆脱统治困境，同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之所以发起，与妄图消灭共产党势力有很大关系，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民族复兴”，他是为“民族复兴”这一口号而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领导人物之一的梁漱溟，以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农村问题作为其一生的最终追求，以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社会改革的着手点。以中西文化之对比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理的主要方法，以哲学作为其构建文化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而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理论，来源于其本人深受的儒家文化影响，此外王明阳的学说，儒家化的三民主义，以及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复兴对他都有很大启发，最终构成了他这套理论。本文力求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演变历程进行纵向和横行的考察，揭示出社会变革的影响因素。乡村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一样，都具有社会改良性质。由于国民党直接参与运动，所以新生活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致使新生活运动变成了为加强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而进行的运动。虽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为了农村的复兴，但是由于认不清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走社会改良性质的道路，终究亦没有成功。正因为如此，新生活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都没有最终取得胜利，没有能改变中国城市和农村落后的面貌，没有能挽救整个社会的衰败，没有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历史的这些启示告诉我们，只有真正从社会发展方向出发，从社会、农村实际出发，真正为农民着想，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三农问题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才不会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