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陈某故意杀人案为例,讨论窝藏、包庇犯罪对近亲属主体的适用问题。在窝藏、包庇罪中,由近亲属构成犯罪主体的窝藏、包庇犯罪相对一般主体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特殊性在于犯罪人在主观上一般是出于维护亲情的目的,缺乏危害社会的故意,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包庇犯罪人,增大了案件侦破难度,使得有罪的人难于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等社会危害性。在我国现行的刑法框架下,犯窝藏、包庇罪的犯罪主体是否具有近亲属的身份并无单独规定,而是与普通的窝藏、包庇犯罪一概而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近亲属身份往往被法官视为一种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体现于法院的最终判决中。本文从典型案例陈某故意杀人案出发,探讨近亲属主体是否应该排除在窝藏、包庇犯罪的犯罪主体之外的问题。第一章由介绍案例情况及审判结果开始,列明案情并引述二审判决的判决,从而得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窝藏、包庇罪在近亲属主体中的适用,更具体的说是在现行司法实践中,近亲属主体所犯的窝藏包庇罪会被视为犯罪,但往往能得到较轻的判决。第二章则从本案争议焦点引出的窝藏、包庇犯罪中近亲属主体特殊性的分析与思考为内容。通过对近亲属主体窝藏、包庇行为的分析与思考,当前我国在判决近亲属主体犯的窝藏、包庇罪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案判决中对近亲属主体特殊的量刑的分析与思考三个方面阐述我国如今在面临近亲属窝藏、包庇犯罪时法官判罚的尴尬处境。第三章通过对近亲属为窝藏、包庇罪犯罪主体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和窝藏、包庇犯罪中排除近亲属主体的必要性两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我国理应尊重中华传统法系保留人文关怀,并且继续推进立法现代化接轨世界,在窝藏、包庇犯罪中应当对近亲属主体和一般主体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