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中国正经历从贸易大国地位向贸易强国地位转变的过程。中国出口企业的战略核心也从“规模优势”逐渐转向“质量优势”,即通过持续投入研发力量从而不断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实现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出口企业若想推出高质量产品,就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活动对自身研发活动的支持作用。此前,许多国内外学者从多维视角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有一支文献重点关注了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中,有学者指出,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其研发积极性随之提升,并且金融资本的附带资源也能够降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信息获取成本。然而,通过进一步梳理过往的文献,本文发现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出口企业融入资金这一行为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而尚未重点关注融入资金的后续使用行为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提出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出口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上,深入探究企业金融化现象是否能助力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补充性地完善金融发展如何高效服务高质量贸易发展的理论机制。在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中国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和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对企业金融化影响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基础理论方面,本文结合金融视角和贸易视角,将金融深化和抑制理论、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作为研究基础,探究了出口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对其技术创新的理论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选取2012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的1,445家上市出口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基于样本数据对理论分析中的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首先,基础回归的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会受到企业金融化的显著抑制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其结果依然支持基础回归的结论。此外,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省级地区的开放技术环境和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均显著有利于提升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水平,同时弱化企业金融化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最后,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出口强度较低的企业而言,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挤占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资源,这种效果并没有显著出现在出口强度较高的企业中;对于高技术行业的出口企业而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对其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效果更加突出;对于生产区位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出口企业而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会降低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但是对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出口企业而言,其技术创新投入水平会因为自身活跃的金融投资活动而得到提升。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本文相应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快构建高质量科创体系,提升出口企业创新收益水平;提高科创金融服务精准度,加强监管出口企业金融投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出口企业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