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中更为广泛的应用,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业态之一。从收入差距角度来看,国家间、地区间、行业间乃至企业间都可能受到数字贸易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2011-2020年间行业年均工资极值比一直维持在4.0左右。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角度对国际贸易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而数字贸易作为现代国际贸易新模式,其与收入差距存在怎样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以工资水平代表收入水平,尝试将数字贸易纳入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作用机制,为缓解我国收入差距提供新视角。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通过阅读文献,梳理数字贸易的内涵界定及测度方法、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及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贸易与工资差距的关系,从中归纳出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特征和主要区别,并分析了数字贸易与工资差距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对数字贸易与行业工资差距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贸易水平评价体系,采用各省份行业间工资水平的离散程度衡量行业间工资差距;最后,对数字贸易与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从技能溢价角度,依据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对二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贸易扩大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第二,通过对总样本按区域进行划分并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数字贸易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区域异质性,数字贸易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东部地区;第三,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技能溢价产生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贸易促使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提高,扩大了技能溢价,从而相对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高行业的工资水平,扩大了行业间工资差距。此外,本文进行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证实上述结论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我国应调节和优化高等学院的专业设置,把教育资源向培养高技能劳动者方面倾斜,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打下基础;其次,应增强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扶持和相关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释放其数字贸易的发展潜力;最后,应注重低技能劳动者在数字技术软硬件方面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帮助其转化成为高技能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