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基本面不仅产生了量的巨变,更是产生了质的飞跃,用过去的眼光与思维对待中国经济既不准确,也不现实。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凸显,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发展动力减弱、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短板。长期的资源消耗型、环境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居民的健康损耗也日益严重,以牺牲环境甚至居民健康换取经济增长,其代价也是高昂的。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果背后,国民付出了巨大的健康成本。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的发展,国民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当前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维护国民健康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成为社会发展中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学术界在健康人力资本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争议,在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也鲜有人将健康作为一项社会成本分析其利弊。关于经济增长中社会健康成本的研究使我们更加了解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期中存在的与民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对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和医疗卫生制度、保障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的总体目标在于测度和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健康成本,包括绝对健康成本和相对健康成本,以及评估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居民健康的改善作用,从而为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提供指导和建议。本文首先构建了交互效应分组面板SVAR系统以测度中国城乡不同地区健康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贡献和动态趋势,即经济增长中的绝对健康成本。结果显示:城镇健康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自东向西呈阶梯型递减,东部地区健康GDP路径比真实路径低1.8%左右,而中西部地区健康投入的边际贡献大多为负,健康GDP路径比真实路径高0.9%左右。农村健康投入的边际效应在地理形态上呈现倒“U”型特征,中部地区健康GDP路径比真实路径低2%左右,而西部和东部健康GDP路径一般比真实路径高1.3%左右。制度演进对健康的促进效应在城乡之间表现出竞争性,特别是2009年以前,这表明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政策虽然是有效的,但社会健康保障的制度供给仍相对不足。接着,为分析以收入为主的不同经济因素对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累积效应及动态趋势,即经济增长中的相对健康成本,我们构建了含有非量化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系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资本差距和产业差距等经济因素的扩大都不利于城乡居民健康的平等状况,其中,收入差距对健康不平等的累积效应最大,健康不平等对收入差距也有正的反馈作用。制度、政策等非量化的社会环境因素在2011年之后对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停滞并产生阻碍作用,说明完善与居民健康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不及东部地区全面。在对中国区域健康状况的收敛性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无条件Beta收敛不成立,由最初的健康状况差异引起的健康不平等不会随着时间改善;条件Beta成立,收入、环境质量等外部因素会使区域健康状况的路径呈收敛趋势。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区域内健康不平等状况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中西部区域内则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区域间的不平等状况近年来呈扩大趋势。最后,在评估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时,本文基于HCW处置效应模型和IEPSVAR系统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核算,测度结果显示:新农合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不同地区的潜在医疗支出路径比实际路径分别高16.2%～350.9%。其中,效果更明显的是污染严重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新农合对不同地区居民的增收效应从0.13%到2.81%不等。所以,新农合不但切实降低了农民的医疗负担,还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