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习惯法的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并明确习惯法在当代中国法制进程中的作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同时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习惯法的生成、演进、习惯法的法源地位、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习惯法在当代中国法制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习惯法概念的界定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对习惯法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比较确定的范围内对习惯法概念进行界定。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并结合政治学、哲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将习惯法界定为独立于制定法之外的,在一定领域或地域的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调整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总和。本文还论证了习惯法作为正式法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习惯法和法制的关系上,本文认为,自从国家法产生以来,社会就进入了二元社会秩序形态,表现为以习惯法主导的社会秩序和以制定法主导的社会秩序共同存在。在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这种情形下,习惯法规则几乎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因而,对民俗习惯的价值功能的忽视,也就合乎常理。但是社会的复杂性与社会调整体系的多元性决定了法律只能作为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基本的、主要规则体系,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规则体系。通过对习惯法和国家法关系的研究,本文认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不能简单的宣布习惯法无效或者强行以法律取代习惯法,而应该对习惯法进行扬弃,积极吸收习惯法中有价值、有利于推进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同时,我们也要剔除习惯法中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成分、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的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