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的习得年龄(AOA,age-of-acquisition)和词频是影响词汇加工的两个重要因素,已有频度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很不一致,频度范围的确定缺乏依据;习得早晚的定义也有待商榷;此外,双语中存在众多不可控因素;左右脑区的脑功能连接性未见报道。针对如上问题,本研究实验1选用广州话-普通话双语材料,从词频字典百分等级数据库高于80%的百分等级中选择高频词,在低于20%的百分等级中选择低频词,探讨词频对主要语言脑区(左额中回、左额下回)加工偏好的影响。实验中广州话为母语的在校大学生接受1.5T磁共振机器的扫描。使用AFNI软件、ANOVA程序、ROI分析、SPSS等相关统计处理数据。同时,参考Tang等人(2006)的统计方法[1],对实际激活脑区画感兴趣区,进行相关统计。在实验1的扫描过程中,要求被试对同时呈现的两个汉字做广州话或普通话的同音字判断。结果显示,广州话和普通话低频词激活的脑区非常相似,包括左舌回、左额中回、右梭状回以及右内侧前额叶等脑区。而广州话高频和普通话高频的激活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广州话高频主要激活左额下回,而普通话高频主要激活在左额中回。此外,激活脑区的相关统计显示,广州话高频字激活的左额下回与右脑额上回是高相关的功能连接区。普通话高频,及两种语言的低频字激活的左额中回与右内侧前额叶高相关。研究表明。汉语加工网络不同于拼音文字加工网络,单字任务,不存在额叶-颞叶网络,而是额叶-右脑加工网络。并且左额下回、额中回与右脑的功能连接性不同。广州话高频激活额下回,而频率匹配的普通话却激活了额中回,广州话和普通话低频均激活了额中回。说明,词频不是决定额中回和额下回加工偏好的关键性因素。对于被试来说,广州话为其母语(第一语言,L1),获得较早,而普通话,虽然也达到了相当的熟练度,但是属于晚期获得的第二语言(L2)。因此,我们假设,获得年龄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在此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实验2,用词频字典百分等级数据库选择高频(高于80%)广州话早期词汇、高频广州话晚期词汇,以及相应的英语意译词为实验材料,以学前和小学高年级为习得早晚年龄分段,探讨词频一致的前提下,习得早晚在语言加工脑区(左额中回、左额下回)中的作用。结果,在语义加工过程中,两种语言的早期词均表现为额下回的激活,而晚期词的激活出现在额中回等脑区,并且两种语言相减比较,均未见主要语言区的激活,说明两种语言在高频条件下,其语言加工系统是相似的。由实验1和实验2可得,左额下回加工早期形成的母语口语以及与母语概念相同的晚期习得L2词,左额中回加工晚期书面语言。不同语言早期词享有共同的语言系统,脑组织的语言加工储存遵循时间先后和空间节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