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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发现家长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控制源因素对学生考试焦虑发生的影响程度,为预防学生考试焦虑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自编学生一般情况问卷、Sarason考试焦虑量表、自编父母一般情况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PLOC)分别对大连市1000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两两比较,女生的考试焦虑比男生严重(t=2.716,P=0.007)；女生在中、重度考生焦虑的检出人数上多于男生(X2=9.284,P=0.010)；单亲家庭的子女在年级上是有差异的,高中生的考试焦虑情绪显著严重于初中生考试焦虑情绪(t=2.517,P=0.014)；父母心理健康状况不同,学生考试焦虑有差异(F=27.027,P=0.000)；父母心理控制源不同,学生考试焦虑有差异(F=7.761,P=0.000)；考试焦虑水平不同,父母心理健康水平不同,不同焦虑组父、母的SCL-90各个因子得分除母亲躯体化因子分值外,其余各因子分差异均显著(P<0.01),不同父母心理健康状况组的子女考试焦虑得分差异显著(F=27.027,P<0.01),父母均无心理问题组学生考试焦虑得分明显低于父母一方或双方有心理问题组,差异显著(P<0.01)；考试焦虑水平不同,父亲教育成效、对命运的信念、对子女的控制、教育心理控制源总分等分值有显著差异(F=3.535,P=0.030；F=5.280,P=0.005；F=12.630,P=0.000；F=9.354,P=0.001),考试焦虑水平不同,母亲的教育成效分值也具有差异(F=4.598,P=0.01)。相关分析,男生考试焦虑得分与父母给孩子的压力、父亲对子女的控制、父亲对命运的信念、父亲教育心理控制源总分、父母SCL-90各个因子分呈正相关(r1-4=0.218,0.166,0.102,0.154；父SCL-90 r1-11=0.250,0.226,0.145,0.118,0.253,0.213,0.222,0.170,0.196,0.138,0.236；母SCL-90 r1-11=0.225,0.230,0.162,0.203,0.206,0.223,0.161,0.187,0.210,0.195,0.241),与父亲对子女的尊重态度、父亲和孩子的沟通时间、母亲的期望值呈负相关(r1.3=-0.115,-0.159,-0.15)；女生的考试焦虑得分与自我期待、父母给的压力、父亲对子女生活包办态度、父亲生活压力、父亲吵架频率、母亲对子女生活包办态度、母亲生活压力、母亲吵架频率、父亲教育成效、父亲对子女的控制、父亲教育心理控制源总分、母亲教育成效、母亲对子女的控制、父母SCL-90各项因子分呈正相关(r1-13=0.114,0.254,0.192,0.190,0.124,0.145,0.183,0.114,0.106,0.133,0.128,0.170,0.095；父亲SCL-90r1.11=0.285,0.250,0.183,0.247,0.276,0.221,0.202,0.191,0.235,0.232,0.287；母亲SCL-90 r1-11=0.122,0.193,0.199,0.225,0.247,0.182,0.206,0.194,0.247,0.218,0.247),与父亲对子女的尊重态度、父亲和子女沟通时间、母亲对学习的了解程度、母亲对子女尊重程度、母亲和孩子沟通时间呈负相关(r1-5=-0.141,-0.125,-0.118,-0.155,-0.109)。回归分析,进入男生考试焦虑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是：父母给的压力、父亲对子女的控制、父亲躯体化、母亲敌对、母亲期望值；进入女生考试焦虑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是：父母给的压力、父亲生活压力、父亲对子女的控制、父亲躯体化、母亲对生活包办的态度。结论：1.大连学生轻度考试焦虑发生率为28.8%,中度考试焦虑发生率为45.0%,重度考试焦虑发生率为26.2%；因考试焦虑情绪而给学生带来不适感的发生率为55.8%；2.女生的考试焦虑比男生考试焦虑严重；3.单亲家庭学生考试焦虑情绪更明显；4.父母心理健康和教育心理控制源直接关系到学生考试焦虑；5.父母教育不一致增加了考试焦虑的程度；6.学生考试焦虑主要与父亲躯体化、父母给的压力大、父亲对子女的控制过多有关；其中男生考试焦虑还因母亲敌对、母亲期望值有关,而女生考试焦虑则因父亲生活压力大、母亲对生活包办过多有关；7.考试焦虑尽管受父母心理健康和心理控制源的影响,但是危险因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