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法律现象，其作为联系立法规范原则性和司法实务可操作性的纽带，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其核心内容――司法解释权的配置，更是成为了司法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键所在。如何配置司法解释权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司法解释权的配置不同于国外，在国外司法解释权主要配置于法院或法官，而我国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1981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等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权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共同行使，这一独具特色的司法解释权配置是着其历史的发展基础的，同时这种配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我国司法实践的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得案件能够及时的作出判决，弥补了立法的滞后性，但这种独具特色的配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不断革新的法律观念也暴露其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司法解释权的现行立法依据方面；同时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权的配置也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主体和权限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予以了分析，如在主体方面最高检作为我国司法解释权的“一元”是否合适？在现行的我国司法运作环境中赋予法官个案司法解释权是否合适？在权限方面，司法解释权侵犯立法权的现象的存在。笔者针对这些问题认真地进行了反思，也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为我国司法解释权配置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