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的提出正值地区和国家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国和小国实力对比进一步失衡以及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长时间以来,作为国际上主要的发展合作方式,对外援助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差异消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共建“一带一路”是否能够缩小地区和国家间发展差距,又是否能够推进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进建设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对外援助具有促进发展与获取权力的双重作用,且这两重作用存在混同,其对发展和权力的作用均受到一国可提供的援助总量、不同的援助国之间以及援助国与受援国政府之间合作问题的制约。长期以来,对外援助深陷发展有效性困境,原因在于其已经更多地作为权力工具而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渐渐失去推动发展的动能。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大国竞争的日益激烈,对外援助的发展功能将会日益淡薄,权力作用可能被进一步强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开始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建设和发展,这也是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看到的是,虽然在援助的理念、方式和范围等方面与西方的对外援助有所不同,但中国的援助实践从本质上来看没有脱离和超越西方对外援助的范畴和模式。以往,受国际环境、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实力等因素影响,中国只能作为参与者被动地去追随西方主导的对外援助这种发展合作方式。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有必要也有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合作框架,从而为促进共同发展、促进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出积极贡献。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摆脱对外援助领域困境,开展和引领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动选择,其从“命运共同体”与国际道德、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开展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和路径。当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来自外部的动机质疑和自身的能力建设方面的不足,这也会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政治和经济风险。对此,中国要善于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注重主要国家的相对收益,以化解动机层面面临的挑战。同时,还要注重发动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等在内的力量,进行金融方面的创新,以突破能力方面面临的困境。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其一方面通过提高受援国的国际地位、缓解援助国之间的竞争,促使对外援助提升其发展属性,打破了当前民粹主义兴起、大国竞争激烈背景下对外援助越来越关注权力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集聚发展资源能力、提升各国发展能力等措施破解了之前对外援助面临的无法统筹国内国际发展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