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我国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这一社会痼疾，我国政府力图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的方式来主导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的进程。然而，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行为主体在这一改革进程中呈现出两面性的角色，有的情形中他们是改革的推动者，有的情形中他们却成了改革的阻碍者。改革为此必须明确回答：财政政策该如何计划和实施及人们应怎样在其中界定产权，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行为主体才能自发地推动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相吻合的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分工和演进的角度，重新界定了医药卫生体制的范畴，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演进机制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的分工结构特征、效率特征与权利配置特征的探讨，提出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在对医药卫生体制范畴的重新界定方面，本文根据对医药卫生体制内部构成、内外关系和主体类别与主体属性的再认识提出：在特定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进程中演进和生成的医药卫生体制，是“三医”各环节、各层面上各类“用钱者”根据“付费者”的支付意愿，在由医药卫生体制与其所属社会环境嵌套作用形成的初始权利配置、技术条件和资金总量形成的约束条件和机会空间里，对各类分工活动进行理性选择和缔约的均衡结果。在对医药卫生体制演进机制的假设和表达方面，本文根据医药卫生体制的动态范畴和内外关系模型提出：“需求侧”中“付费者”的实际支付，即卫生财政及其引致的其他卫生支付，是推动“供给侧”中“用钱者”围绕各类分工活动理性选择和缔约，从而推动医药卫生体制生成和演进的根本动力；“供给侧”中“用钱者”围绕各类分工活动的理性选择和缔约，本质上是对集中决策机制和个体决策机制的经济比较；医药卫生体制的演进机制，可通过“供给侧”中“用钱者”对分工活动进行理性选择和缔约的约束条件和机会空间的变量化，得以定性表达和规范分析。在对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的分工结构特征和效率特征的揭示方面，本文根据立足于医药卫生体制演进机制假设和表达的进一步分析提出：就“需求侧”而言，医药卫生体制分工结构的形成和运行效率，具有“计划”的特征，卫生财政及其引致的其他卫生支付总和为此等于社会和个人在各分工节点上“计划”的卫生支出的总和；就“供给侧”而言，卫生财政及其引致的其他卫生支付可以驱动微观主体和职能主体对分工活动进行理性选择和缔约，从而驱动医药卫生体制中的微观基础、管理体制和立法与司法体制的生成和演进，并形成“供给侧”内各类“用钱者”在“计划”的各分工节点上的“计划”收入；就同时考察“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结果而言，医药卫生体制的稳定生成应当满足“计划”的收入等于“计划”的支出。在对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权利配置特征的揭示方面，本文根据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的效率条件与准入水平之间的内生关系，借助产权经济分析中“公共地”和“反公共地”理论主要思想和基本方法的分析提出：医药卫生体制的稳定生成，要求各环节内各子“权利束”内的使用权利和排他性权利协调配置。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方面，本文根据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情形与我国医药卫生体制转型期间的权利配置特征差异与产权界定行为差异的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应在“医保”环节和“医疗”环节各子“权利束”内强化使用权利的配置、弱化排他性权利的配置，应在“医药”环节各子“权利束”内强化排他性权利的配置、弱化使用权利的配置。根据这一基本结论，本文针对如何计划与实施卫生财政政策及人们应如何在其中理性界定产权的具体建议如下。积极的卫生财政政策不应局限于从传统的公共利益理论去寻求依据和对策，而应从社会发展和公民个人发展整体需求的角度去进一步制订，乃至“法定”，从如何让分工利益合理地驱动相关主体围绕社会和公民个人所期望的分工活动进行具有帕累托改进意义的理性选择和缔约，从而推动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吻合的医药卫生体制内生的角度去实施；所有微观主体和职能主体都不能坐等“管办分开”和“医药分开”，而应从能够参与满足公民医药卫生及保障服务需求各类分工活动的角度，凭借其拥有的专家知识围绕相关的分工活动自主地理性选择和缔约，从而在新增的卫生财政及其引致的其他卫生支付中去角力，尤其要按与“需求侧”包括财权部门在内的付费者“计划”意义上的“权责”相对称的原则（“责权”），去“法定”属于自己的产权。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基于医药卫生体制范畴的重新界定,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演进机制假设；基于医药卫生体制演进机制假设和表达,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稳定生成的权利配置特征；紧扣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可供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借鉴的建设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