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女作家塑造贤妻良母有两种不同立场,冰心、陈衡哲侧重于以“立新”的方式塑造一类家庭与事业并重的新型理想的贤妻良母,而庐隐、凌叔华等则以“破旧”的方式表现其对困守家庭没有事业的贤妻良母的否定。庐隐、凌叔华等五四女作家以消极矮化的笔法塑造贤妻良母,这种态度在启蒙精英群体中颇具代表性。通过细读和分析其小说文本,我们发现五四女作家对历来备受传统文化褒扬的贤妻良母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中掺杂了一些偏激的非理性认识与时代情绪。为还原贤妻良母的真实面目,本文将联系古代男女社会分工的模式,阐明贤妻良母观念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借助前人研究成果梳理贤妻良母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内涵在近代的嬗变。其次,主要以五四女作家小说文本为例,总结归纳作家从操持家务的管家、生儿育女的工具、失去自我的傀儡、礼教束缚的玩偶等四个方面塑造贤妻良母,以此透视五四女作家对贤妻良母的片面与消极理解。最后,从启蒙者着力批判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与贤妻良母联系紧密的三种传统观念入手,考察其初始意义,还原贤妻良母被“误解”的过程;并从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与作家个人等三个方面考察,展示作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基础,分析五四女作家“误解”贤妻良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