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非典”、甲型H1N1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以及潜在的生物恐怖袭击在全球化背景下构成了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愈益加深。这些公共卫生威胁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被“安全化”。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同样,被“安全化”了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化更需要全球治理,也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外部性”决定了公共卫生安全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取决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状况如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多种行为体的参与。其中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国际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贯穿于发展、贸易、安全和人权等许多政策领域的国际机制也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因此对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生物武器公约》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等国际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及缺陷进行分析,有助于说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根源,从而通过进一步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以来实现更加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本文首先厘定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概念;其次运用“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分析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安全化”,从而说明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后借用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也即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从而说明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路径在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提供。鉴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生物武器公约》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本文试图发现和分析上述国际机制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制约因素。通过分析上述国际机制,本文认为,它们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不足的原因在于其过程不符合公共产品供应的“三角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国际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并没有实现决策的公共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共性。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前国际机制中由权力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民主赤字”、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位、各国的经济利益驱动以及巨大的南北公共卫生差距等。此外,本文还对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并以2003年的“非典”危机为例分析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