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是现代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也是发生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的普遍趋势。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各项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时期,金融系统的改革质量无疑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我国各个金融领域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实践历程,以其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落脚点展开研究,力图为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协同实体经济发展领域的其他改革措施提供可能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文献回顾方面,首先本文对金融发展理论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发现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或存量指标来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研究涉及到金融发展中的某个金融领域的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或者经济增长的影响,而鲜有在全面考察当前金融自由化涉及到的各个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部分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有利于通过提高投资领域中金融资产的规模来扩大投资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本文着重分析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对我国有限资本的配置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及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借鉴Jeffrey 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的计量模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历年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测度,发现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呈现无明显趋势的波动状态,尤其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或重大政策调整的时期波动更为剧烈;又分区域对不同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并对结果做出对比分析,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普遍的高于中部尤其高于西部地区。进一步,本文在对各个金融领域的改革政策的实施或事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金融自由化的综合指数,以此全面反映我国当前的金融自由化的推进程度,构建指标的结果表明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得到了稳步的提高,在金融自由化的组成部分中,利率市场化、金融业进入壁垒及资本与经常账户的开放在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但在一些关键性的环节仍然存在过多的金融管制,而信贷控制放松、证券市场的改革及银行产权多元化方面进展相对较慢,存在更为严重的制度缺陷及金融管制,因此金融自由化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多层次的资本配置需求。最后,在加入其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金融自由化程度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前全面考虑各个金融领域改革的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优化我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反而抑制了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一方面说明我国金融自由化并没能从实质上改善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而且在诸如政府财政支出干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的降低以及经济增长的过大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金融自由化的推行即使像很多研究中表明的通过提高流入实体经济中金融资产的总规模扩大了投资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也远没有起到通过优化资本的配置效率使得稀缺资本得到高效利用的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决定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水平中,诸如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国企改革、进出口贸易等非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及国际危机的应对及化解能力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协同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保持经济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环境中才能更加顺利的发挥各项改革应有的作用和效果。基于上述的研究,本文对我国金融发展及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要在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管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各个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并提高金融自由化的质量,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现状实施灵活的政策调整。以此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协同其他非金融领域的改革共同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