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情况的不断发展,环境上的污染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以污染换经济”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导致环境质量持续走低,中国民众中超过一半的比例都面临着不清洁的空气污染问题,每年死亡的人口中超过五分之一的都与污染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堪忧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中央政府逐步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调整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及奖惩规则,提升环境保护在官员绩效考核中的权重,试图积极地引导地方官员加强对环境的治理,以改善整体的环境质量。然而与密集环境立法相悖的是,公众日常感知的大气、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并未明显改善。在中国的环境规则体系中,中央政府制定并颁布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将中央颁布的各种环境保护的文件转化为具体的环境保护行动与措施,从而形成对环境的治理效果。如何有效激励地方官员治理环境是解决当前中国污染问题的关键。但外部晋升与考核制度在激励官员动机方面效果欠佳,从而削弱了正式制度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效应。中央政府这种以环保指标促进其治理的做法会导致地方官员在环境保护这一方面,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机会主义做法。由于地方官员需要在其任期之内,针对晋升考核中有关环境指标的定量要求,快速地向上级彰显其环境保护方面的业绩,增加其晋升成功的概率。这导致地方官员会更愿意采用那些能够“短平快”地改善辖区内环境指标的做法,如临时关闭一些污染企业,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如篡改当地环境质量的数据等。正式制度在地方环境治理方面仍存在着激励扭曲,并未在地方官员动机与公众利益之间建立密切而持续的联系。地方官员仅按照中央的考核“指挥棒”应付性地、最低标准地、短效地进行环境治理,缺乏充足动机采取长效机制,按照公众诉求治理辖区内环境,其治理效果有限。已有文献大多研究正式制度对官员环保动机的提升及其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但这些制度仅从晋升、考核等单方面激励官员治理环境,效果短期化且指标化。而本文在身份认同与身份选择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官员乡土情怀对地方环境的治理效应。由于官员对地域身份的认同使其有极大概率对家乡更加“偏爱”,从而会为了改善家乡的环境质量和生活条件而采取更多举措和办法。本文想探讨的是,乡土情怀是否会使家乡官员在治理环境问题时对家乡更加“偏爱”,从而有助于家乡环境质量改善。具体来说,对一个家乡官员而言,当面临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考核时,是否会出于对家乡的“偏爱”,使其相对在其他地方主政时更多地偏向环境治理。损害地区环境的因素有很多,而企业所进行的工业化活动在地区污染进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作为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污染治理的政策制定者与具体实施者,政府应该对其辖区内的重污染企业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督促这些重污染企业去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在不牺牲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增强对绿色环境与生态文明进行维护。基于此,本文运用官员返乡任职的事件,考察“乡土情怀”作为官员效用与公众利益的一种纽带,发挥出的环境治理效应。基于地方政府预算会计报告体系中披露的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数据,以及企业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与环保投资有关的会计数据等,本文开展了官员乡情对环境治理影响效应的研究。本文由规范的理论分析引入,阐述本文所研究话题的主要逻辑,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稳健的实证论证框架,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文章主要拟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及拟采用的系列研究方法,第二章分别对环境治理与乡土情怀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评述,总结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接着,本文分别从地方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的角度对官员乡情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第三章至第五章为本文的实证部分。第三章首先讨论了官员乡情对财政环保投入的影响,并探讨公众环保意识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官员乡情能显著促进财政环保投入的提升;并且公众环保意识越高,这一促进效应越强。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进一步分析来官员乡情对辖区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官员乡情能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越高,这一促进效应越强;并且,地区财政压力越大,返乡官员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依赖程度越高;国企相比民企在环境治理上的配合程度更高。第五章则探讨了具有乡土情怀的官员是如何将自己的环保动机作用至当地企业的影响机制,并验证了环保投资提升最终带来的环境改善效应。在主要分析内容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以保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首先,是平行趋势假设的验证。由于本文使用的是一般化的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那么就需要进行平行趋势分析,以验证本文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事件发生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其次,本文针对官员返乡任职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外生性检验,排除污染严重城市更容易发生官员返乡任职事件,排除官员更替因素对本文结果的影响,排除正式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官员可能动机的几个替代性假说。最后,本文还进行了PSM匹配分析,扩宽控制组,改变回归模型,采用Bootstrap自助法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手段进行分析。本文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在中国官员的个人效用模型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内在情感要素——“乡情”动机,阐释了官员返乡任职带来环境治理效应背后可能的逻辑,并将官员对家乡的热爱与其他偏爱动机分离开来,完善了任命制政体下的地区偏爱理论。第二,本文首次检验了官员乡土情结转化为地方环境治理行动的条件。本文通过实证设计厘清了官员乡情转化为环境治理行动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官员首先应具备影响该地区资源分配与政策制定的能力。即官员返乡任职使其掌握了主政家乡的权力,这是官员推动家乡环境治理的前提;二是家乡民众必须提出明确的环境诉求。官员的乡土偏爱往往会体现在满足家乡民众的诉求上。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政策制定思路,即制定恰当政策激活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意愿是解决当前中国环境困境的关键。本文发现,“乡情”成为官员效用目标与公众利益诉求之间的纽带,能够充分、持续地激励地方官员对家乡的环境治理意愿。返乡任职官员主动采取长效机制治理环境,长期且实质性地改善了家乡的环境质量。总体而言,本文通过指出“乡情”在环境治理中的长期激励效应,从非正式制度视角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政策建议,即环保政策只有将官员效用目标与公众利益诉求相匹配,才能形成长期且积极的环境治理激励。由中央政府颁布有效的污染治理与环保政策,提升地方官员进行生态环境维护、地区污染治理的意愿,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上污染问题的治理与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拟提出解决中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可能路径:中央发布有效政策——激发地方官员治理动机——政企环境治理协作。具体而言:由我国中央政府颁布有效的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强有力地增强地方官员进行污染治理的意愿。地方官员提升环境治理目标在其个人效用模型中的排序,并将治理目标的实现压力传递至辖区内的污染企业。污染企业难以再依靠关系规避环保政策的影响,甚至还要配合地方官员实现其环境治理目标,提升环保投资规模,降低污染排放水平,以获得当地政府未来对企业其他方面的资源优惠和政策倾斜,最终实现地方环境治理的目标。本文的研究也将为习总书记提出的要形成政府与商业之间既亲也清的新型关系这一重要的思想提供了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证据支持。本研究虽立足于中国场景,但研究结论将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冲突提供框架性的解局思路,并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绝佳的环境治理研究场景。如是,这一问题的深入挖掘将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理解,提高中国经验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