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危机引发的中国“问责风暴”,使得问责制成为国内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作为责任政府主要制度支撑的政府问责制,其建立和发展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政府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目前的问责实践并没有很好地再现问责制的制度本质,也没有充分实现与国外先进问责理论的对接,因此对我国的问责实践进行理论审视,揭示其制度本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通过对我国问责制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的问责制无论从制度形式还是实践形式都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体制内运作的特征；根据现代问责制度发展趋势和现代问责理论的主要观点,我国问责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且我国等级问责较健全、职业问责和政治问责偏弱,法律问责极度偏弱。基于问责理论的新发展,并借鉴国外问责制发展经验,可探索我国问责制发展的可能途径：大力发展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尤其通过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和预算强化人大的问责,通过引导网络问责和培育公民社会强化政治问责；同时完善与问责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和官员复出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型的问责文化,从而更好地实现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