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继婚制度是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人类婚姻史上，也是婚姻法制的一项重要规定。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一些收继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研究收继婚制度大多仅仅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内容单一，没有从法学角度对收继婚进行全面的评述。尤其是蒙元时期，将收继婚制度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很少。同时，对收继婚在汉族地区盛行的原因，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因此，将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具体规定相结合，以法律史材料分析和总结收继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制史中，元代为收继婚的相关法律的起点，也直接影响了明清关于收继婚的法律规定。那么相较于其他朝代，元代的收继婚又有何特殊性？收继婚所反映的元代统治者的态度如何？是否前后一致？有无限制或规定？收继婚的详细内容又是怎样？最重要的是，选择如此婚制的人们，是出于如何的因素与考量？本文将一一论述上述问题以及收继婚在元代的法律地位。希望通过元代收继婚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倾听历史上被隐藏的声音，进行各种层面的交叉对比后，进行整体而细微的分析，还给元代收继婚一个较为具体的全貌和公正的评价。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元代收继婚的概述，元代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南人和汉人，其基本思路是采取民族分治，每等人所适用的法律也有所不同，故每等人适用收继婚的相关规定也不同，分别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和汉人收继婚的法律实践分开讨论，反映了元代不仅在法律方面实行二元制，道德观方面也同样是双重标准。第二个部分主要论述了儒家法思想对元代收继婚的影响，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时候，还处于奴隶制阶段，他们只有自己的习惯法，而没有健全的成文法，更不知“三纲五常”、“纲常伦理”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元代统治者便任用儒臣来帮助他们定朝仪、制礼乐、建官制等稳定秩序。所任用的儒臣也借机向统治者宣传“以儒治国”的思想，促进元代统治者改弦更张，随着儒学的广泛传播，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逐步深入人心，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对收继婚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第三部分分析了元代收继婚与贞洁观的复兴。元代的收继婚也深深的影响着贞节法令的发展，元代流行收继婚，妇女不想被收继的话则必须只能守寡。元代婚姻法转向提倡贞节，大概是在1260-1330年间，其受收继婚规定的影响，过程也反复无定，我们依旧以1271年禁行《泰和律》为分界点来看，分为四个时间段：1260—1271年禁行《泰和律》以前实行“一国两制”，1271——1276年法律开始蒙古化，1276—1294年蒙古法律从宽执行与汉人价值观的复兴，1294—1330年忽必烈死后的转变。第四部分详细分析了元代收继婚盛行的原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经济原因、子嗣和宗教原因、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及元代收继婚盛行于北方的原因这几个方面，结合史料进行详述，使得整个论述具体而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