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所谓社会改造,在近代中国的话语情境中,是指人们有意识地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而入于超封建主义状态的历史过程。中国近代是一个王朝统治危机、封律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互相纠结、互相影响的时代。封建社会危机诱发了民族危机和王朝统治危机,是社会改造的根本因为；民族危机又刺激和加深了封建社会危机,是社会改造的外部因为和刺激因素。人的改造与制度的革新是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救亡图存、富强独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社会改造的近期目标,理想的大同社会是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　　 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之中,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张申府以罗素所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优秀文化、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列宁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来源,在批判继承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社会改造观。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应从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人的改造,一是制度改造,只有双方相互配合,相反相成,辩证统一,达到有机的和谐与平衡,才能获得社会改造的成功。　　 实与理性是中国的立国精神,也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哲学基础。二者之中,“实”更具基础性意义,它是救治近代中国种种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依据。所谓“实”,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客观求实,“说实话”；二是实践实行,“作实事”；三是理论联系实际,“讲实学”。总之,无论说话作事,都要体现“实”的原则。为此,张申府倡导建立“实”的哲学,并身体力行,提出了自己的“大客观主义”和“具体相对论”两种哲学观点。“大客观主义”,就是从客观出发,扩大客观的范围,并把主观也容纳于其中,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具体相对论”就是说真理是具体的,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一切论断都应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实的原则体现在具体政策层面就是“中国化”和“具体化”。一切外来的社会改造理论,如欲其发生效力,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际,采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并应用到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改造才能走上正途并获得成功。理性是时代的精神,社会的需要,是一切进步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十九世纪以来,反理性主义之所以甚嚣尘上,其根本因为就在于以往理性概念的错误。在批判继承前人理性概念的基础上,张申府提出了自己的理性观。他认为理性就是情理,就是讲理,就是通情理。它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实、分、全。实即唯物,是理性的基础；分即辩证,是理性的来源；全即全面,是理性的态度。张申府的理性观力图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德性的统一,它以实践为基础,以分析为方法,以综合为归宿,确立了人及其实践在理性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一种辩证理性观。　　 实与理性,表现在学术与政治上就是科学与民主。一般认为,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就是以科学改造人的思想,以民主改造政治制度。事实上,科学不仅仅是用来改造人的思想,民主也不仅仅是用来改造政治制度。科学与民主,同时既是人的改造、也是制度改造的精神武器。张申府的科学观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他相信,运用科学及其方法,不仅可以认识自然、社会与人本身,而且可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法,提倡科学精神。但他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者,他否认科学万能,反对技术崇拜,追求“仁”与科学法、求真与求善的统一,并力图超越科学主义。因此我们说,张申府是一个反思的或超越的科学主义者。张申府对民主的认识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性认识,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它包括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和谐。民主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民主制度等内容,民主实际上已成为组织全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原则、精神和理想。　　 启蒙与革命是社会改造的现实手段。在人的改造问题上,张申府提倡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是五四启蒙运动的老将,又积极参与了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他认为新启蒙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潮流在中国的反映。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新,就在于:一、它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扬弃:二、它对传统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三、它是一种理性情感合一运动；四、它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五、它是集体主义的。在制度改造问题上,张申府主张“一个革命论”,他认为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只需要一个革命,即国民革命,这个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又是社会革命。革命的对象是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不是人。革命的主力军是一般的劳苦大众。通过革命,最终实现理想的大同社会。　　 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是理想的大同社会。张申府先后提出了两种社会改造的目标模式:共产主义大同和三民主义大同。二者的区别不在其基本形态,而在其实现途径和手段。张申府虽未对未来的大同社会进行具体的描述,但却勾划了其主要特征:一是人己和谐的大同个人主义；二是遂生、善生、美生的“生”之人生观；三是“仁”的理想；四是共通主义；五是人民的文明。张申府的大同社会注定是空想的,他没有找到实现大同社会的科学途径,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无法把大同理想从空想变为科学。　　 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之所以屡屡失败,其重要因为之一就是人的改造与制度改造两个方面不能和谐平衡,有机配合,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制度改造论总是压倒人的改造论,使其得不到有效的开展空间。张申府的社会改造思想有意识地避免了这一缺憾,虽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不大,但其真知着见无疑对现阶段的社会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