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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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退休居民而言,疾病的高频发性以及罹患疾病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使得健康风险成为退休居民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退休居民的年金决策问题时,考虑了健康风险的影响。但过往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这类研究通常把个体面临的健康风险作为外生变量——即个体的健康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与其决策独立,仅与年龄相关。但现实数据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健康投入对于其健康状态具有显著影响,即健康风险具有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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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退休居民而言,疾病的高频发性以及罹患疾病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使得健康风险成为退休居民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退休居民的年金决策问题时,考虑了健康风险的影响。但过往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这类研究通常把个体面临的健康风险作为外生变量——即个体的健康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与其决策独立,仅与年龄相关。但现实数据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健康投入对于其健康状态具有显著影响,即健康风险具有内生性。因此,本文的主要工作是探究内生健康风险对于退休个体最优年金以及消费、投资和健康投入决策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内生健康风险对于退休个体最优年金化决策的影响,创新性地引入由个体预防性健康投入决定的健康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从而体现健康风险的内生性。文章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以退休个体终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分别求解了内生和外生健康风险情形下,包含遗赠动机的个体最优年金、消费、投资和预防性健康投入决策,通过对比两种情形下的决策差异,分析内生健康风险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同时,文章探讨了初始财富变动对退休个体的年金和其他决策的影响。最后,文章针对预防性健康投入参数、遗赠动机强度参数、金融市场参数和效用函数参数等四大类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展示了上述参数变动对于退休个体各项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内生健康风险影响下,预防性健康投入将显著提升退休个体的最优年金化水平,原因在于此时预防性健康投入使得退休个体患病或死亡的概率减少,从而增加退休个体的预期寿命,而由于年金定价基于基本生命表,由此个体获得的年金给付期望数额增加,即购买年金更为划算,使得个体最优年金化水平提升。当初始财富降低时,内生和外生风险情形下退休个体最优年金化水平均会下降,原因在于财富减少使得个体的年金收入相对于固定退休金收入提供的消费效用提升边际减少,以及医疗费用支出相对加重,需要储备更大比例财富予以应对;另外,此时内生情形的个体最优年金化水平随初始财富减少而下降的幅度小于外生情形。对于消费决策,内生情形下个体的前期消费低于外生情形,但后期消费则高于外生情形,这是因为外生情形下个体年金化水平更低使得前期财富增加而后期收入下降,以及此时个体的前期消费倾向更强。上述原因同样使得个体在外生情形下的前期无风险资产投资额的下降速度大于内生情形。对于风险资产投资决策,内生和外生情形区别不大,同时也几乎不随个体年龄增长而变动,原因在于风险资产的高波动性使得个体倾向于将其作为非主要的财富增值选择,因此不会配置较大数额,并且与其他决策相对独立。对于预防性健康投入决策,其数额将随个体年龄增长而减少,主要因为退休个体在生命后期的患病和死亡概率显著高于前半段时期,此时预防性健康投入对于患病和死亡概率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另外,初始财富变动也会对上述各项决策产生影响。最后,文章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1)部分预防性健康投入参数变动将影响个体最优年金化水平,而部分参数变动对于年金决策影响较稳健,但所有参数均会显著影响预防性健康投入决策;(2)遗赠动机强度变动对个体年金化决策影响很大,其值越低,个体最优年金化水平越高;(3)大部分金融市场参数对个体年金化水平影响不大,而是主要影响个体投资决策;(4)时间贴现因子增加将大幅提升个体年金化水平,并且显著影响个体各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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