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本人思想肖像的一种勾画。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主义的关注、反思与探讨。正是在毛泽东主义研究不断国际化、学术化的背景下,莫里斯·迈斯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其最有学术影响力的一本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该论文集中,迈斯纳认为要更深层地认识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就要“跳出正统的意识形态”,他从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视角对毛泽东主义进行了解读。在迈斯纳看来,毛泽东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如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毛泽东主义同时又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如反对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忽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等。此外,迈斯纳还认为毛泽东主义中大多数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与俄国民粹主义并无二致,认为毛泽东主义是在一个经济落后、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的逻辑结果。本文认为,尽管迈斯纳的毛泽东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对我们研究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迈斯纳毛泽东研究的理论前提、理论观点以及理论依据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迈斯纳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伦理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具体历史的科学方法。迈斯纳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片面性理解导致了他在毛泽东研究上的理论缺陷:他仅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欧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关系的探讨为依据,认为毛泽东主义在城乡关系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走上了一条反城市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道路。迈斯纳的这种研究思路无疑是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毛泽东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化的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扫除了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毛泽东虽然在“大跃进”时期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于乐观,以至于他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物质生活需要,犯了激进的错误。但我们不能像迈斯纳那样,过分夸大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激进错误,否则会跌入谬误的深渊。迈斯纳还认为毛泽东主义表现出了种种与俄国民粹主义相似的思想倾向,如相信农民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城市资本主义等。迈斯纳的这些观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错误的:迈斯纳误将中国革命的性质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指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农民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看成是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体现,进而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民主革命精神的肯定歪曲成相信农民具有天然社会主义意识的俄国民粹主义;迈斯纳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与只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俄国民粹主义混为一谈;迈斯纳也没有把握到毛泽东在处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思维,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仅仅理解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现;迈斯纳虽然富有远见地看到了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发生的普遍性,即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阶级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抗,但他没有看到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才是农民阶级反抗的最主要对象。毛泽东恰恰洞察到了中国广大农民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中的历史作用,并充分利用这一因素扫除了封建制度和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