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经济体制变迁的轨迹相仿,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呈现出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政府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政府通过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使城市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绩效,事实证明,政府的主导是必需的；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一些缺陷又导致了城市化战略多变失误、城市建设规模盲目扩张、城市化发展成本高、以经营土地为核心推进城市化和城市化公共政策的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度交错并存等现象,严重阻滞着城市化进程,由此出现了中国城市化中独特的“政府悖论”现象。因此,政府行为规范与否,在哪些领域作为,在多大程度上作为,怎样作为等,直接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的兴衰成败。　　 本文立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和当前金融危机的现实背景,通过对城市化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的梳理,指出了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作用机理,并从政府一市场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了重构；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和计量分析,得出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由“政府主导”的结论；考察了建国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对城市化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系统总结了政府行为的绩效,另一方面对政府行为的困境,即“政府悖论”现象进行了全面揭示和理论阐发,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政府悖论”研究的不足；最后,提出了破解“政府悖论”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政府行为的公共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可以从政府一市场角度对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进行重构。基于已有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一般理论,考虑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本文认为属于市场的动力机制元素有:产业结构转换、聚集经济效应、生产要素流动以及经济全球化；属于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元素有:政府及制度创新、以行政区划为代表的政策因素等。　　 第二,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计量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受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双重驱动,政府—市场关系呈“双强”格局,但政府行为的推动力略高于市场机制。基于特殊的国情和金融危机继续恶化的现实背景,我国未来城市化中政府一市场的最优格局不应是此消彼长、“强”“弱”组合,而应是“双重驱动,双向合力,双强共赢”。　　 第三,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政府的基本功能、职能的发挥而实现的。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还应需强化一些职能,如尽快化解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加快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力度提高农民收入、尽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提振经济。　　 第四,我国的城市化属于“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政府主导”使中国城市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导致了“政府悖论”的出现。“政府悖论”使得城市化进程的交易成本增加、寻租和腐败盛行、公共政策失效,公共产品供给低效,并导致“虚假城市化”。“政府悖论”的产生源自于政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的“经济人”动机和“有限理性”。　　 第五,城市化中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在于实现政府-市场的“双强”和“共赢”；政府行为的优化应以交易成本降低、政府理性增强、政府行为有限且有效、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为效率标准；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思路是走市场化之路、科学发展之路、城乡一体化之路；政府行为优化的途径是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政府悖论”,并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对一些有碍于城市化发展的公共政策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