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指数式增长趋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2年的27.0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的1298.3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底的299.0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底的19388.7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同时,中国既承受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企业非理性投资的冲击,也面临着“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投资合作机遇。在这样的多元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企业非理性投资问题又如何能够得到进一步遏制?为此,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先后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网络效应。本文首先参照Altomonte&Pennings(2008)的贝叶斯学习机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实际,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机制。同时,以2003-2015年中国省际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基于传统经典计量模型检验和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探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同时,通过在模型中纳入“一带一路”因素和金融危机因素实证检验了这两个因素对该效应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而且这种空间邻近效应具体表现为跟随效应。“一带一路”因素和金融危机因素均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减弱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跟随效应。此外,还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论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其次本文借鉴Fernandes&Tang(2014)的寡头垄断市场模型,结合经典投资需求函数,从理论层面刻画了企业投资策略互动机制。同时,建立了 2003-2013年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集,并运用LPM模型、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和制度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而且这种空间邻近效应具体表现为跟随效应;同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制度效应;邻近效应和制度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而在企业类型和外资参与层面的差异性不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因素能够显著减弱邻近效应,但能够增强制度效应。第三,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GMM估计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发现。最后,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方法构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网络矩阵,使用网络分析工具Netdraw刻画了空间网络及其动态演进趋势,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对该网络进行了中心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RGM模型实证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网络的因素。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网络特征显著,而且表现出持续延展的演变趋势。ERG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网络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倾向。传统网络分析方法和ERGM模型共同发现了中国OFDI的资源寻求动机。在资源寻求动机的影响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空间布局时,会倾向于资源型国家,推动这些国家成为整个空间网络的中心国家。本文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样本数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研究视角上,从空间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既有效拓宽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视角,也弥补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及“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研究的不足。理论框架上,将母国和东道国同时纳入理论框架,这允许我们在母国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在东道国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网络效应。分析方法上,综合运用经典传统计量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前沿网络模型等方法,使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的刻画更加完整和客观。样本数据上,当前学界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的数据较少且比较陈旧,本文将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匹配,形成时间跨度为2003-2013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