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等级制度的束缚,充满平等内容的权利是近现代法律中的重要内容。权利意味着尊重主体的自由选择和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封建法律制度向近代法律制度过渡的变革阶段,破除专制特权,包含自由理念的权利制度逐步确立。权利制度的出现加深了新旧法律体系之间的楚河汉界,使两者的差异更加明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化是法律进步的重要表现,从中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重大裂变,因而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论题场域中,选择权利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不仅能确认法律的进步发展方向和关键的变化之处,也能从这些变化中了解社会对法律、法律对社会的双重作用,这种互动性的双向作用既反映在立法方面也反映在法律适用方面。　　 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宏观背景下,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态出现在商事活动当中。公司是法律上拟制的人,需要在有法规制的环境中运行,因而近代各届政府均推进了公司立法,形成了多部公司法案。在各部近代公司法案中,股东权制度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它反映着公司运行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关系——即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为了保证股东的获利需要,彰显股东在公司中的重要地位,近代公司法规定了一系列的股东权利,并切实加以保护。在立法方面,由于公司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新鲜事物,近代立法者在缺乏本土资源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借鉴外国法来制定中国本土的公司法案,但在立法过程中也对本土的商事习惯有所回应。在法律适用方面,近代中国公司法中的股东权制度在近代社会得到了适用,改变着社会生活中原有的股东权实践的面貌,同时也在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身的运行状态。　　 本文以股东权制度所依托的法律规定与各种社会因素在立法环节与法律适用环节的互动为核心主线,以股份有限公司中商人股东权的实现状态为主要论述对象,分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七章,分别从理论基础、历史基础、法律文本、微观权利运行状况和宏观权利运行状况等角度出发,对近代中国公司法的股东权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各部分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从理论角度对公司法中股东权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首先,围绕股东与股东权的论题展开讨论。股东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到股东权行使的现实样态。其次,对公司特征与股东权保护的问题进行探讨,股东分红权和表决权彰显了公司营利性和自治性这两大本质特征。再次,分析在股东权的制度设计中需要遵循的权利平衡原则,即需要在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达成权利平衡的目标。本章具有奠基之效果,为后面章节的研讨提供了理论指引,比如从股东主体的特点出发窥探股东权的运行状态；再如,鉴于与公司本质紧密相连的分红权和表决权的重要性,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又如,用权利平衡理论解释近代公司法中股东权制度的设计机理。　　 第二章从历史角度对近代公司法颁布之前的股权习惯和股东权实践进行考察。虽然近代公司法中股东权制度的建构缺乏本土资源,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与股东权相关的本土习惯和实践,这些构成了近代公司法股东权制度的历史基础。股份合伙制是合伙组织中最接近公司制形态的组织方式,本文选取了清末股份合伙制出现的典型领域,即四川盐业、四川巴县和京西煤窑、山西票号,对其中包含的股权习惯进行了详细查探。在上述经营领域中股权习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给予合伙人以稳定收益,上述特点减弱了股权本身的风险性,进一步提升了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关注程度。在公司法颁布前出现的近代公司是观察公司立法出现前,股东权运行状况的良好对象。本章对官商“合作公司”和商办“公司”中股东权的运行状况进行了考察,指明了在缺失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股东权依托于上述公司组织的存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同时因为缺乏法律指引、政府权威的倾轧等因素的作用,股东权也受到了损害。注重收益回报,减轻投资风险的股权习惯以及近代公司中股东权受到政府损害的状况对近代公司立法后的股东权实践也有持续影响。　　 第三章从法律文本角度对股东权制度在近代公司法中的各项规定进行比较分析和理论分析。第一,对近代四部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过程进行简要回顾。第二,对各部近代中国公司法中关于股东权的各项规定从权能角度进行细致比较,对股东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稳中有变的特点进行分析。第三,对股东权的制度原则进行阐释,揭示有关股东权的细碎法律规定背后应遵从的一般性规则。第四,充分肯定股东权制度的立法成就,但亦指出条文内容的缺憾之处。第五,对股东权制度主要借鉴外来法律文明的移植性特征和法律条文中对本土习惯的有限吸收情况进行探讨。第六,对在近代公司法中确立股东权制度的重要意义进行考察,即股东权制度标榜了权利的重要地位,呼应了平等这一近代法制原则,也使民众了解到民主议决方式的意义。　　 第四章从微观权利运行层面对公司实践中分红权债权化的强化问题进行了观察和分析。近代公司法在股东分红权的内容中规定了股息制度,也规定了在分红顺序上具有优先性的优先权,上述两种制度安排彰显了分红权债权性的一面。在公司实践中,股东分红权的债权化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加强几乎打破了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就利益分配问题所应达成的平衡状态。本章对分红权债权化倾向的表现、连锁影响、产生因为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同时也指出了近代公司与政府消减分红权债权化倾向的努力,但最终没有达到良好的限制效果,因此股东分红权债权化虽然解决了近代公司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迎合了社会需要,但也给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隐患。　　 第五章从微观权利运行层面对近代公司法中的大小股东表决权平衡机制和公司实践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弱势现象进行了考察和评论。近代公司法对股东表决权施加了平等保护。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公司的大股东滥用权利,维护表决权的实质平等状态,近代公司法也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了合理限制。从法律规定上看,小股东得到了法律的优待,享有表决权的行使机会。但在公司实践中小股东是否能抓住行权机会,是否愿意行使表决权则是另外需要考量的问题。大小股东表决权的行权状态在公司实践中存在着巨大差异,很多公司强化了大股东的优势表决权,而小股东有时也没有积极的行权意识。本章对近代公司法中股东表决权平衡机制以及在公司实践中小股东弱势表决权地位的现象表现、产生因为、作用之优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六章从宏观权利运行层面就股东权制度对公司实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近代法律对社会发挥的改变作用不容忽视。本章从两个方面指出近代股东权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公司实践的影响作用。首先是积极引导作用,即引导股东权的依法实现,官商合作公司和商办公司中股东权的行使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股东权制度也成为纠正权利受损状况的重要依据,股东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己权；政府会对违反有关股东权法律规定的公司章程内容进行纠正；而在司法领域,有关股东权的法律规定也在股东权纠纷案件中得到法院的应用,法院也适当发展了股东权制度的法律规定,出现了有关股东权的解释例和判决例。　　 第七章从宏观权利运行层面就外部社会因素对股东权制度的运行状况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股东权制度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实现的,继而需对外部社会因素对股东权制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阐释。近代社会中主流的公司类型、股东意识、政府行为、时局状况、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都会对股东权制度的运行状态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