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成于元代,至明代成了戏曲“夺魁”之作,当时的“《西厢》热”令《西厢记》产生了诸多版本。其中,金圣叹批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以下简称《金西厢》)最为有名。随之而来的对于《金西厢》的评价也繁多可观。李渔评价《金西厢》“填词第一”,梁挺枬斥责《金西厢》“以文律曲”。近代以来,“情”与“礼”方面,历来诸家争议不断,大致上有倡礼、倡淫、情礼矛盾三类。霍松林在《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反动意图》—文中认为金批《西厢记》维护了封建礼教而反对了自由婚姻。戴不凡在《论崔莺莺》一文中则又认为金圣叹推崇了封建礼教,甚至维护“先王之礼”。张有光在《有比较才能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一文中则认为金圣叹是既反对封建婚姻,又反对封建礼教的。与前两者的观点皆不同。林文山在《论金圣叹评改<西厢>》一文中则认为在金圣叹的内心世界里,情与礼是以矛盾关系而共存的,金圣叹对《西厢记》的删改只是在表面上对“情”与“礼”进行了调和,给婚恋自由披上了一层“礼”的外衣。廖可斌在《爱家人则爱、爱先王则又爱——试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之矛盾心理》一文中则对“情”与“礼”的矛盾进行了深一步层次的探究,认为金圣叹有着“遂性”的伦理观,因此,在现实感受上是推崇婚恋自由的,但同时他又想维护封建礼教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类似文章众多,但主要分为矛盾说和礼教说。本论文在对比王实甫本《西厢记》和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考据、探究之后,认为金圣叹在批改《西厢记》的过程中对“情”与“礼”的矛盾进行了调和,使二者从所谓的矛盾转向了协调共存,并在内心上接受这一现象,从而使《西厢记》步入了“发乎情止乎礼”的道路。而金圣叹也就是在秉持的诸多批改原则中,包含了“发乎情止乎礼”这一原则,方才对《西厢记》进行了批评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