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关系作为伦理关系的基本范畴,集中体现着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爱以异质性为生,而这种异质性又是它希望打破的,爱的存在就是不断打破异质性的过程,这就是爱的矛盾状态。在爱的关系上,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将爱的矛盾性看做一种疾病,采用固定策略和漂流策略试图加以治疗,导致了爱的死亡。鲍曼肯定这样一种矛盾性,他通过对列维纳斯“他者”(the Other)哲学的社会学应用,发展了自己的爱抚伦理思想,把优先性给予“他者”,并且承认爱的关系中“他者”绝对的异质性。本文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框架下,从微观视角,即以鲍曼对爱的关系的阐释为切入口,试图对鲍曼的伦理思想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具体说来,本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第二部分：首先对现代的伦理困境进行了阐释,认为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理性统治下个体自治的丧失和对“他者”的漠视,并个案分析了作为现代伦理困境表征的大屠杀；接下去对后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进行了描述：个体直面道德困境以及后现代道德空间的美学化倾向；最后对鲍曼的伦理思想进行了一个基本定位：他站在后现代伦理学的立场上,把“他者”置于道德自我的中心,并赋予“他者”至高无上的优先性；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鲍曼爱抚伦理的内在机理。首先对“他者”远远优先于我的这样一种不对称性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我们发现这样一种不对称性关系可以在列维纳斯对爱欲(Eros)、爱抚(caress)的现象学描述中找到原型,在爱抚这一道德隐喻下,我与“他者”是一个整体,同时,“他者”又保持着他的异质性(alterity)、神秘性；最后,我们具体分析了鲍曼对爱的两个困境的阐释：爱的矛盾性；爱与统治的辩证法；第四部分：首先分析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对爱的困境的两种解决方案：固定策略、漂流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导致的社会后果,这与第二部分讲的现代伦理困境和后现代道德状况是相互对应的；然后阐释了鲍曼自己对解决爱的困境所持的立场以及鲍曼伦理学的政治诉求；最后对鲍曼的伦理思想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评价,即鲍曼提倡对“他者”的关注,这并不一定预示着一个更好世界的到来,但至少能为更好世界的到来提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