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城市化，人们所关注的往往只是扩大城市规模，改善城市环境，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火如荼的农民市民化“运动” 如影随形，然而农民市民化远非户籍城镇化一转了之那么简单。市民化农民需要的并不是一纸简单的身份认证，而是身份背后的权益共享，利益保障，否则市民化后的农民就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既不像市民，又不像农民，既有的权益已经失落，期待的保障却又不能兑现。再者，在农民市民化这一问题上，现阶段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往往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该如何转化为市民，我并不否认这种“被动”转化的积极意义，但我认为我们应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探索“主动”转化上来。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应该比亡羊补牢更有意义。本论文共八章，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其内容和观点分别是：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农民市民化这一问题。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比较低，农业本身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致使农业对剩余劳动力的推力增强，可由于“城市短缺”症已在全国范围内明显地表现出来，致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显然不足。“推——拉”失衡，导致一向“安土重家”的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爆发出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民工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市民化迫在眉睫，然而农民市民化的道路异常艰辛，因为农民市民化远非户口转化一转了之。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五章，该部分主要从理论上阐述这一问题。第二章主要从概念的内涵上指出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农民市民化。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自身的发展问题，还涉及到体制的转换、产业的调整、观念的转变。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农村<WP=4>人口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城市化的本质是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城乡一体化，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尽管农民市民化的涵义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大同小异，农民市民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农民市民化是农村人口从蚕（农民）到蛾（市民）的蜕变过程。不论是地理学中的城市化，还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中的城市化，都包涵农民身份市民化，就业方向非农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居住和生产活动的范围非农村化等演变过程的统一，其实质或者核心就是农民市民化。第三章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并对原有的农民市民化道路进行了反思。文章指出虽然以往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政策一时避免了导致城市过度膨胀的“城市病”，然而，却忽视了“农村病”出现的可能性。从一定意上讲，“农村病”比“城市病”更为危险，治理难度与代价更大。事实上，农业劳动力“不离乡难离土”，“不进城难离农”。当“异地转化”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虽然他们不可能马上割断与传统农业、农村的血缘关系，但他们毕竟进入了城市大门，开始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传统农业、农村对他们的影响势必呈现弱化的趋势。第四章归纳了农民市民化的重大意义。第五章概述了农民市民化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即市民化后的农民应当享有与“老市民”同等的权利，包括就业机会平等权；权益保障平等权；福利待遇平等权；进城农民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两章，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回顾了这一问题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第六章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并指出了其发展的趋势。文章指出以城乡户籍管理和粮食统购统销这两项制度相结合所实现的城乡分割和封闭是在特定的历<WP=5>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为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桎梏，对农村生产力的影响尤其突出，已成为最大的瓶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城市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农民市民化问题迫在眉睫。第七章用了大量篇幅对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有关障碍逐一剖析。其中从市民和农民两个视角分析认识障碍；从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迁移管理制度和农村的土地制度两个方面分析制度障碍；从经济成本、心理成本、亲情成本、风险成本四个方面分析成本障碍。第四部分即第八章，针对第七章所分析的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的障碍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及途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对农民市民化的认识是消除认识障碍的有效途径；只有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现行土地政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扫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只有积极培育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才能缓解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障碍；只有进一步整合社会综合资源，包括进一步整合劳动力培训市场，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