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现代传播理论传入中国、尤其是我国内地后，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脉络，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我国内地后的流变过程进行了必要的逻辑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建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范式，以求对内地今后开展自主性的传播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当然，个人的学术水平不允许我重新创立全新的传播学研究学术范畴，而只能从当前内地传播理论研究出发，针对最紧迫、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即使笔者着力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结构性边界，也只能努力构筑起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个性特征较鲜明的那些部分。因此，笔者并不指望以自己的这些学术观点对过去的传播学基本范畴和格局进行比较彻底的颠覆，完全打通传播学研究的新世纪进路，而只想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在探索进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根据笔者对大量内地学者(也包括部分香港、台湾学者)的著作及其学术观点的解读和审视，发现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内容分析、控制分析、受众分析等诸多重要节点或者变化不大，或者西方理论本身已经比较牢靠，我们很难取得颠覆性的进展，笔者由此认为这些学术节点不是(至少在现阶段不是)中国传播研究最需要突破的理论环节。相反，媒介分析、互动网络研究、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传播学的人文科学基础学科地位研究等问题，或者目前还存在着理论上的重大争鸣，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性进展，都在理论研究方面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点，既是当前全球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中国学者最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因此笔者将这些环节认定为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建构中的焦点问题，展开详尽分析和探讨。 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分别讨论自己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五个主要理论问题。在每个部分，笔者都尽力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并努力将这些问题集纳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在论文的第一章，笔者主要分析了媒介研究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传播历史和现实，提出了各种媒介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双重影响:首先是鸿沟，然后才是桥梁。对于媒介的桥梁地位，许多专著和论文己经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本文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但对于媒介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的鸿沟效应，及其对于人的信息获取的隔阂和沟通地位，笔者则是较早提出的，通过对媒介的影响分析，笔者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简化为三类，即“事必躬亲”，“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和“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从前往后，人们参与实践的程度逐步降低，而媒介的作用在逐渐提高，信息由亲身感知过渡到媒介传播得来一媒介在方便人们获得信息的同时，却把人们隔绝在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因此它的作用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桥梁，必须一分为二看待，正视媒介对社会成员的负面影响，那就是阻隔他们直接参与实践，以为通过媒介得到了知识、信息，就等于自己全部清楚、了解并理解了。此外，为了更清晰地看待媒介在“人的信息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还根据自己的想法，构建一个人的信息圈层次图，从中可以较明确地看出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媒介主宰了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因此就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媒介的社会教化功能也是由此而引起的。. 在论文的第二章，即互动网络传播研究部分，笔者较详尽地阐释了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等新技术革命给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并利用信息侵略、文化霸权等理论，分析了互动网络传播时期争取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电脑网络和手机短信息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层次的文化影响，通过分析互动传播范式对人们进行文化影响和渗透的机理，足以发现互动传播在效果方面具有多层面的颠覆作用:它既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现身份、地位和功能的颠覆，也可以在传播理论的多个视角上发挥颠覆的意义。笔者还大量引用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互动网络传播是当前最受青少年欢迎的传播模式，35岁以下的青年是参与互动传播的绝对主体人群，因此应该极端关注这一传播范式，研究其影响社会人群的文化机理，进而采取有效举措应对。 在论文的第三章，笔者通过分析现代传播理论进入我国后2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进展，并针对其中最大的学术颠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中华(华夏)文化对传播理论的影响，是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转入深层次阶段后需要观照的核心问题，应将其与西方的传播基本理论有机结合，共同构筑中国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语境，并在其中解读我国学术界对现代传播理论的引进、吸收、解读和发展创新。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应该是学理层面上的拓进和自主创新，而非单纯利用中国传播实践中的个案为欧美传播理论“作注”，也不是简单套用中华文化的普遍原理，在信息传播范畴找寻“共性中的个性”，只有真正发掘出建构于中国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及相关的学术术语，我们才能实现建构“传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宏观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