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义务往往通过条约或国际习惯等方式加以确定,旨在约束国家的某些行为,以期打造更为合理、有序的国际环境。而核裁军义务自诞生时起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目的。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力在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过惨痛的教训,世界范围内“反核”的呼声高涨,并在苏美冷战的格局下最终诞生了最初的核裁军条约,及至1968年6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作为核军控领域基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冷战的结束,单纯的在核武器数量上的削减已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结合国际实践和现实发展来看,核裁军义务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内涵还应包括防止核扩散以及建立无核区等内容。从国家实践来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所需承担的义务并不相称。从现实操作来看,一国的核裁军义务履行往往很难通过现有的核查机制得以有效监督。从执行效果来看,即便发现了有国家存在违反履行核裁军义务的行为也往往很难通过直接核查主体对其进行惩治。此外,一些国家对于核裁军条约的擅自退出也对“条约必须信守”这一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退约”成为了某些国家逃避履行国际义务的“挡箭牌”。事实上,核裁军条约的局限性反映的正是激烈的国际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核武器由于是关系到一国“生死存亡”以及“军事实力象征”的大事,由于各方难以妥协,往往导致条约中相应环节的妥协与缺失。且由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组织架构的根本不同,本质上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机构”对相关事宜作出“一锤定音”的决断,更使得相关问题的解决往往会陷入久拖不决与两难的境地。从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职能来看,安理会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采取“实质性”措施的国际组织。无论是其对于“核查措施”的完善亦或是对于违反核裁军义务的国家进行一系列的“制裁”行为,安理会都显示出其极大的现实运作能力,尽管有关制裁决议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尚存讨论的空间。从权利义务的基础属性来看,国家违反了国际义务自然会有国家责任问题的产生。而在核裁军领域,由于其具有“一切义务”与牵涉到“共同责任”的特殊属性,对于相应“受害国”的认定与国家责任的“援引”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且从国际实践来看,已经存在了因国际法院认定“争端”不存在而使得相应案件“投诉无门”的情况出现。从中国立场出发,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体制下的核裁军义务是确有必要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上的核军控谈判,发出“中国声音”,在“不犯错”的同时也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做好充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