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新兴职业女性群体的城市。至当代,城市妇女从业第一个蔚为可观的高潮出现于1958至1962年间。促成其形成的重要力量是众多初次走出家门的妇女。这五年间上海家庭妇女从业的历程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当下学界,女性与职业的话题已然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及文化研究的热点,可是集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史学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则将妇女从业问题置于历史时空背景中,通过描述党政系统、居委会干部、生产组织、家庭妇女等不同主体的因应,从政府抉择、经济发展、女性社会角色、日常生活等多个角度切入分析,呈现多元复杂的历史现象,在此基础上,评估这一时期家庭妇女从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动员妇女参与社会生产是党政系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鉴于1949至1957年间的社会形势,城市劳动就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安置各类失业人员。家庭妇女不是政策偏重的人群。1958年,为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快速实现强国的梦想,主政者展开了系列新的尝试。肇因于此,城市妇女从业政策得以调整。大量家庭妇女作为新兴劳动群体在政策的推动下走出家门,或在街道里弄从事集体事业,或进入国民经济体系。抉策过程中,上海地方党政部门依据地方社会实际以及上级政令,几度更易家庭妇女从业政策,并赋予不同阶级成份妇女相异的从业资格。党政部门制定调整政策之时,居委会干部和生产组织在不同的空间里进行着妇女从业相关的实践。邻里空间之内,居委会干部担任起组织动员家庭妇女从业的职责,安排她们在里弄里从事街道集体事业,将她们输送到里弄以外的单位组织中去。具体运作中,干部们行动多元,或执行上级政令,或反其道行之。工厂企业等生产组织则在单位内外吸收家庭妇女作为用工成本经济的计划外劳动资源。招收、使用、清退家庭妇女的过程中,与居委会干部相仿,工厂企业呈现出与政府多维的互动,演绎出跃进主题的“复调”与“跑调”。家庭妇女既是居委会干部组织动员和生产单位招收清退的对象,又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展现出多元的因应,或合作,或抗拒,充分显示出她们的自主性。在这五年以及后来的岁月中,她们中的多数人经历着走出家门—重返家庭—再次走出家门的从业轨迹。探析这五年间上海家庭妇女从业的历程,可将它视为政权统合之下基层自主性的又一例证。这次当代历史中第一次妇女从业高峰是由非常态历史环境催生的,给参与其中的主体带来不同的影响,但毋庸质疑的是,这座近代最早出现新兴职业女性群体的城市由此得到了丰富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