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变为经学，这就意味着先秦儒家从民间话语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我们应当去追问：这种转变都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即像通常的教科书上所讲的那样：董仲舒一谏言，汉武帝一下昭，于是就“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但笔者认为《诗》之所以能够被经学化绝非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次完成的，它有其内在的潜质与外在的时间流变，因而对于经之文本自构的解释空间的分析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学理意义。本文就将从作为“千古说诗之祖”的“诗言志”的意义生成机制对《诗》是如何被经学化的这一命题进行阐释学观照。 首先，《诗》无定指，《诗》作为一个敞开的文本，其意义是变动不居的。《诗》文本一旦产生，其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已经完全兑现给后世的语言符号的解释，换言之，《诗》文本总是在后世的无限阐释中获得自己的经学文本生命。后世之阐释乃《诗》之潜质能够被激活的动力所在。而这所有一切阐释的完成，必须以《诗》之文本阐释空间的敞开为前提依据。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诗》文本阐释空间敞开的学理依据，即“《诗》无达诂”、“《诗》无达志”、“《诗》无定指”等的提出，就不会有<诗》之多声部解释的可能，更不会有<诗》之多重潜质意义在历史时空中的流变呈显，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被经学化的提升。 我们再来审视“诗言志”表达媒介的“言”。由于在其最初的原始语境当中，“诗乐舞”三位一体，其意义就能够从声音、动作等多个层面进行呈显，而随着“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解构与坍塌，“乐舞”已经逐渐退隐，唯留“诗”在，由于媒介的缺损，“诗乐舞”源初的意义就不可能完全自我澄明，因而这就为后来经学解读时意义的强加提供了一种可能。 上文所论及的两个纬度都是从《诗》被经学化的潜质来加以思考的，而事实上潜质的实现却有待于迈出最为实质性的一步，这就是“志”。“诗言志”的另一种表述乃为“诗以导志”，此种“诗以导志”的方法在先秦时期的“赋诗言志”过程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但必须予以指出的是，“赋诗言志”就其实质而言应为一种功用性用诗。此种功用性用诗，在汉代得到了有效的承继，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作为解释儒家经典文本的经学一跃由民间话语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在具体的经学思想意识形态定位上，汉武帝所关注的乃是经学的“以经术缘饰吏政”现实服务功能，此种定位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使得经学能够历经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的洗礼而始终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