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虽然人们普遍将健康视为“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由于受传统生物医学健康观的束缚，对健康的社会属性和整体相关性特征缺乏深入研究，因而没有找到解决人口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国内健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提高健康水平的技术科学方面的问题，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其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健康投入长期被认为是一种消费，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因而在制度安排等方面得不到重视。即使人力资本理论公认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人力资本文献主要探讨的是其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而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问题常常是一带而过。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角度探讨健康问题，并重新审视我国的健康保障制度改革。 在经济学领域对健康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概念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卫生及卫生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不断解释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健康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医疗和卫生服务中产生的经济问题，因此，在我国健康经济学被称为卫生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是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不是人群的健康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对健康问题的研究，首推富克斯(VictorR.Fuchs)。他最先区分了健康经济学本身和医疗经济学，并对健康概念进行了较细致而全面的探讨。经济学家通常将医疗保健投入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而富克斯却非常强调非医疗因素的重要性。这些非医疗因素包括遗传禀赋、自然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个人行为习惯。因此，富克斯也被作为健康社会学家的重要代表。从富克斯的研究，我们看到，对健康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学科领域，而需多学科结合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益的结论。 人口健康研究是一门近几年兴起的学科，它是人口学与健康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以社区健康为中心的健康促进理论和实践的产物，虽然它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它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考察我国的健康保障制度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口健康研究关注的是人口整体的健康，而不是个体的健康；它将影响人口健康的所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并关注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生物学因素。人口健康研究所关注的主要人口健康决定因素有：收入和社会地位、社会支持网络、教育就业和工作条件、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人口健康研究更全面地研究人口所面临的各种显在和潜在的健康风险因素，使我们对传统的卫生保健体制处置健康风险的能力有了一个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可以为改革传统健康保障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结构和各部分要点如下： 首先，在导论中阐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健康和健康保障问题，目的是揭示人口健康的本质及其有效的实现途径。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健康保障领域的市场化问题进行反思，为重新建立中国公民健康保障的公共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 本文的研究方法中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新分支健康经济学所采纳的健康生产函数分析法、人力资本理论中的健康资本理论方法、健康社会学法和人口健康研究法，其中，人口健康研究法是本文运用的主要方法。 其次，阐述健康观的形成和发展，包括第二章。传统意义上的健康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解释的，这种观念认为，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被认为是健康的，即“无病就是健康”；经济学家往往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健康损失的风险；社会学家更关注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及承担其角色所规定的职责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对健康概念提出了新定义：“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一定义突破了“无病即健康”的传统健康观，对健康的解释从“生物人”扩展到“社会人”的范围，从个体健康扩大到群体健康。 第三，探讨人口健康的理念和方法，包括第三章。人口健康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相关性研究，它立足于某个人口总体或人口总体中的部分人口，观察、分析和衡量该人口的健康水平、健康公平状况及其决定因素，并对各因素对健康结果的“贡献”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找到对人口健康的优先干预措施和有效干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不同于以个体为中心的健康研究。人口健康风险也不同于个体的健康风险，它更透彻地揭示了人类健康的社会属性和健康风险的社会风险本质。 第四，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健康问题进行研究，考察人口健康的投资问题，包括第四章。在经济学中，健康被视为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健康投资的直接结果是形成或增加健康资本，健康资本的经济意义表现在，它在微观层面上对于职业选择、劳动参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影响，而在宏观层面，它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健康经济学分析框架做出突出贡献的迈克·格罗斯曼是以对个人健康投资分析为基点建立模型的，他将贝克尔提出的家庭生产函数成功地引入了健康的效用函数分析之中，从而提出医疗保健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进而确立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然而健康是许多因素的产物，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为了实现人口群体的健康状况改进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将个人健康投资分析扩展到群体层面。 第五，考察人口健康的制度化建设问题，包括第五章。健康保障制度是人口健康制度化建设的一个现代形式，主要有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等形式。其核心内容是为保障国民在卫生筹资中的公平性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等权利所作的制度安排。在以个人卫生保健系统为中心的健康服务体制下，健康保障制度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医疗费问题，因而形成了以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健康保障制度；然而，这种以保险机制的引入所建立的制度——其实质是解决人们面临的收入风险——对解决人口群体的健康问题并非是最有效率的。 第六，以上述健康经济学、健康投资和人口健康理论为指导，重新审视我国的健康保障制度，包括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国的健康保障制度改革是在缺乏人口健康理论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解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包揽过多的福利经费问题，并没有将全体国民的健康增进问题纳入改革的目标体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国民健康保障状况的倒退，其突出表现是，国民疾病负担的严重不均衡。2000年，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卫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现行健康保障制度，事实上将健康风险仅仅视为个体的风险，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其社会风险的本质，过多强调了处置健康风险方面的个人责任。在改革中更多注重的是医疗保险中的风险防范，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医疗模式和医疗制度的改革等等。 中国现行健康保障制度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是因为在改革中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如把健康保障当成是一种纯粹福利性消费；把健康保障等同于医疗费保障等。从人口健康观看，我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健康保障不公平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依赖于政府干预，而且依赖于社会团结道德观的培养，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健康公平价值观，这是我们建立人口健康保障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基础。 本文在以下几方面有些新意： 1.辨识了人口健康学科的两个不同起源和研究范畴。一是人口学和健康科学相结合所形成的健康人口学；二是在社区健康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人口健康研究或人口健康方法。 2.用人口健康理论、健康投资理论研究我国的健康保障问题，这一以人口健康为中心构建健康保障制度的研究视角在国内尚未发现。 3.提出健康保险的实质是处置收入风险而不是健康风险，因而引入保险机制会引导资源投向注重经济效率的大病风险，形成“保大病、放小病”的策略，却对健康产出的贡献不大。 4.提出以社区健康为中心进行公共支持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即建立国家一般性税收为筹资来源，以社区健康为中心，以全科医疗为主体的整体健康服务提供系统。 5.用演化博弈论流派的制度分析方法解释我国人口健康保障制度的形成机制，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实际数据资料对我国人口健康和健康保障制度运行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