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性工作记忆(emotional working memory)指的是基于带有情绪色彩的情绪事件的一种工作记忆，它属于工作记忆且是工作记忆一种特殊的形式，是在事件诱发情绪状态下对带有情绪色彩的事件信息的编码保持，以及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刚刚发生的情绪性事件信息的提取。现今幸福心里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认为，情绪性工作记忆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形成幸福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个体对于生活环境中发生情绪性事件会产生即时性的情绪评价形成情绪性工作记忆，而形成的情绪性工作记忆经过认知抽象的过程进入到长时记忆，积极的抽象结果即是幸福体验，它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后来的行为表达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蒙古民族具有的乐观开朗，性格豁达的民族特性直接反应在蒙古民族较强的幸福感上，而幸福感又是由情绪性工作记忆的即用效用和回忆效用以及群体文化传统所共同决定的。而以往的研究中普遍认为蒙汉民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造成的。但笔者认为造就了这种民族间幸福感差异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蒙古民族相对于汉族具有不同的神经生理结构，尤其是情绪性工作记忆活动相关的脑区，按照Bradburn的理论，幸福感是两种对立而同样重要、彼此独立的情绪性记忆之间的平衡,正性情绪记忆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负性情绪记忆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总的幸福感是两者之间平衡的结果。那么蒙古族较高的幸福感就有可能来源于积极情绪性工作记忆更大的容量更好的保持或是消极情绪性工作记忆更小的容量以及更困难的提取。而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也就导致了民族间文化融合现象成为主流趋势，蒙古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上的差别不会具有显著差异。所以，本实验的重点在于控制文化差异对于情绪事件认知评价的基础上，来比较蒙汉民族大学生被试的正负性情绪性工作记忆的即时提取和延时提取的容量及变化趋势，为蒙古族积极的民族特性以及较强的幸福感寻找证据。所以，实验的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蒙古族被试那种乐观开朗，性格豁达的民族特性并不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不同的神经生理结构，尤其是情绪性工作记忆相关的杏仁核活动的细微差异所造成的。这使得蒙古族大学生负性情绪性工作记忆的保持量下降，具有更好的情绪性记忆之间的平衡，这也就可能直接导致了蒙古族大学生由于负性情绪性工作记忆的差别所导致了较强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