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属徽州第一大姓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本”为“中原衣冠”,其本源可上溯至黄帝重黎之后,始祖为周成王时代功臣程伯符,以功封程伯,以国得姓,始望安定,再望广平。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来源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中原程氏迁徙江南,二是江南程氏在新安的发展,三是新安程氏一支迁徙祁门善和。中原程氏祖先在汉末魏晋时期迁徙江南,但在江南程氏族谱中存在激烈的始迁祖为都亭侯“程普”还是肃侯“程昱”的辩论。新安程氏始迁祖为程元谭,另一位更重要的人物是梁将军忠壮公程灵洗,程灵洗不仅是新安程氏的重要人物,而且在整个徽州都具有重要影响,以致新安程氏多为程灵洗后,新安程氏甚至其他名门望族多自认地出于程灵洗的居住地黄(篁)墩。程仲繁是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系程元潭29世孙,其第三子程令洭最终复居善和的原因是“奉母”,故程仲繁为祁门善和程氏一世祖,其第三子令洭为二世祖。从八世起,善和程氏陆续分为松山、圭山、学山、仁山四门,其始祖分别为八世孙(程)伯源、九世孙(程)汝弼、九世孙(程)汝训、九世孙(程)汝霖。程弥寿是程仲繁十六世孙,为元末明初振兴仁山门的主要人物。祁门善和程氏自程令洭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一些迁往异地,构成祁门善和程氏流变的又一走向。　　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结构在徽州宗族发展史上极具典型性。本文以仁山门东房派为考察中心,并结合该宗族其他门派的相关文献,认为,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拥有多层次结构:即(1)从家庭到宗族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严密的内部谱系结构;(2)“小家庭”和“大宗族”内在统一的组成结构;(3)由族长及其房长、家长、族众的职责和权力构成的典型“金字塔”型的宗族权力等级结构;(4)由祭祀对象、主体、规格、时间等构成的宗族祠庙祭祀结构;(5)主要由军田、祀田、义田和学田、山场、商业经营等构成的宗族财产结构;(6)以族谱和族规家法为主体形成体系完备的宗法制度结构;(7)以祭祀会社、公益性会社和文会等为主体构成的民间社团结构。　　明清祁门善和程氏拥有一整套完备的宗族和村庄管理制度。作为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东房派管理族众、族产的族规家法和实用手册,《窦山公家议》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宗族和村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其内容涉及管理人员产生与构成、管理人员职责、管理事项、管理程序、赏罚制度以及实施保障等。本文将该宗族具体管理划分为经济活动管理、精神生活管理、庄佃管理和其他宗族关系管理等主要类型,并在进行分析之后,认为:经济活动管理包括田地、山场、银谷管理、东西军业的管理;精神生活管理包括墓茔管理、祠祀管理;庄佃管理包括所属庄佃的梳理登记、劳役管理、缓解主佃矛盾的措施等内容;与其他宗族关系管理主要强调睦邻乡族、齐力御侮等内容。　　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教育与文化极为发达。本文剖析了善和程氏宗族教育文化发达深层次动因,指出:该宗族地处号称“程朱阙里”和“东南邹鲁”的徽州,一向具有重教崇文的传统,宗族教育文化成就非常突出。明清祁门善和程氏继承了这一传统,敦儒重教、兴办书院、义学、私塾等教育机构,提供各类教育保障,从而取得了优异的科举成就。明清时期,善和程氏宗族著述丰富,影响深远,《仁山遗稿》(诗文集)等为代表。本文还探讨了善和程氏宗族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指出:自然信仰、祖灵信仰、英雄信仰和乡土神信仰等互相交织,连同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和生产生活习俗等,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祁门善和宗族与村落文化。　　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导致这些社会变迁的动因既有宗族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原因,它与整个徽州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本文认为,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历史上有五次变迁,分别发生在两宋时期、元末明初、明代中期、明清易代之际和整个有清一代及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明清时代而言,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经历了三次明显的社会变迁,并由此形成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末明初,善和程氏以军功而“振兴”,因堕入“军户”而遭受重创;第二阶段为明初至明中期,善和程氏通过农业经济“起家”,继而实现在政治上及其它领域的全面“复兴”,在程新春至程昌的时代达到鼎盛。第三阶段则为明中后期至近代,善和程氏宗族走向衰败,衰败的主要因素是两次火灾、农林经济与商业经济缺乏良性互动、人口激增、宗族离心力增强等,最终形成人心涣散、纠纷讼诉频繁和家风不盛等结果。在清代中叶徽州驱逐棚民运动中,善和程氏宗族积极参与。本文以《驱棚除害记》为中心,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整个徽州宗族对棚民的态度和驱逐棚民的真实情景。围绕善和程氏宗族与徽商问题,本文指出,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经济主要以农耕山林经济为主,呈现出典型的山区经济特征,但作为徽商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善和程氏商人的经营领域广泛,也曾出现一些外出经商的“亮点”。善和商人始终与徽州其他宗族的徽商保持着较为一致的发展历程,因此,善和商业的兴盛与衰落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为徽商的整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