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把比较文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文学理论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中国朝鲜族著名小说家金溶植的历史小说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他的历史小说与中朝两国历史、文化之间密切的互文性。1925年金溶植生于负有盛名的文墨之乡一韩国庆尚北道英阳郡。他幼年时入私塾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游历了朝鲜半岛南部的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些儿时的读书和生活经历,对他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文学资源。15岁时他跟随父母背井离乡来到中国黑龙江省定居,并且在此读了中学和师道学校,早在4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在《满鲜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5年光复后,他在中小学任教时利用闲暇从事文学创作,正当他在创作上崭露头角之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政治迫害长达22年之久。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执笔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到他1986年因肝癌逝世为止的短短的六、七年间写出了《闺中悲事》、《薛娘子》、《李朝挽歌》等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及《无影塔》、《报恩缎》、《柳器匠人的女婿》、《发福》、《泄愤》等十多篇中短篇历史小说,其创作量实在惊人。金溶植的历史小说的写作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与朝鲜古代历史和文化有关的文献及口传资料；其二、历代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史有关的文献及口传资料；其三、作者在中朝两国社会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积累等。这些写作资源与金溶植的历史小说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密切的互文性。由此可见,作为第一代移民的金溶植的历史小说与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互文性。我们通过朝鲜朝时期各种汉文笔记,杂录等历史文献以及民间传说故事与金溶植的历史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朝鲜族文学所具有的双重文化属性的特点。由于金溶植的历史小说大都取材于朝鲜古代史以及中朝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所以他的历史小说与中朝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主要与中朝两国古代笔记、杂录、杂传、野史及民间传说、故事有互文性的作品,如长篇历史小说《闺中悲事》、《薛娘子》以及中篇历史小说《无影塔》、《报恩缎》等即是,这些所谓“野史型历史小说”在金溶植历史小说中占绝大多数；其二,主要与正史中有互文性的作品,如长篇历史小说《李朝挽歌》等,这些取材于正史的所谓“正史型的历史小说”在金溶植历史小说中占少数。尽管如此,金溶植本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原则,即使在“野史型历史小说”中也力求达到再现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为成就作品历史再现的真实性,许多作品不但真实地描绘大的历史背景,还更加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并没有仅仅从浪漫的、通俗的层面上借用历史素材,神话性地夸张历史主人公,或者将历史素材一味地归属于历史主人公的私生活领域。再则,金溶植的“野史型历史小说”力求采用流畅、淳厚且符合历史时代的语言,以此来成就历史再现的真实性。这些特点源于他的历史小说观,他把历史小说创作视为对待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严肃工作,强调历史小说应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总之,就属性而言,金溶植的大部分历史小说的文学资源来自古代笔记、杂录、杂传、野史及民间传说、故事的“野史型历史小说”,但是大都具有历史再现的真实性。金溶植的长篇历史小说《李朝挽歌》(遗稿)的写作资源主要来自正史和信史。该作品最主要的历史背景是高宗即位(1863年)之后,以兴宣大院君(1820-1898)和闵妃(1851-1895)的政治活动为中心的朝鲜末期极为混乱复杂的国内外社会历史状况。作品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和写实的笔法,描述了高宗、兴宣大院君、闵妃、金玉均、全琫准、袁世凯、伊藤博文等历史人物,以及景福宫修建、镇压天主教及锁国政策的实施、日本强迫朝鲜缔结的江华岛条约、闵妃的夺权、壬午兵变、兴宣大院君的复归、甲申政变和日本的背叛、甲午农民起义、甲午清日战争、闵妃惨遭日本浪人杀害、日俄战争、兴宣大院君隐退和死亡、甲午改革及大韩帝国的出台等历史事件,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朝鲜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以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朝鲜人民的深重苦难。该作品与他《闺中悲事》、《薛娘子》、《无影塔》、《报恩缎》等“七分虚,三分实”的“野史型历史小说”相比,正好倒过来,“七分实,三分虚”,可以说是“正史型历史小说”。金溶植是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他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虽创作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写了不少现实题材的小说作品(长篇小说《山沟的女人》、短篇小说《子规啼鸣之夜》等),但他的历史小说量最多且最引人瞩目,在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和地位,可以称为“中国朝鲜族历史小说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