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司法公正、防止司法官徇私枉法,我国自古以来就建立了一套司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期望通过追究司法官的错案责任,来敦促司法官更加勤勉尽职、专注于审判工作。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样也继承了前代的司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并发展至最完备的形态,其实施状况对后世也更加有借鉴意义。清代的司法官错案责任是繁复而严厉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刑事错案责任。即司法官因“刑名违错”而应受到的刑事处分,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罪名是官司出入人罪。官司出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因过失或故意,将无罪或罪轻的人判为有罪或重罪（入罪）、有罪或罪重的人判为无罪或轻罪（出罪）的行为。依照主观心态和错误程度的不同,官司出入人罪可以细分为故/失出入人全罪、故/失增轻作重人罪、故/失减重作轻人罪等。针对不同的情况,《大清律例》都有细致的处罚规定;其二,行政处分责任。出入人罪的司法官除了会受到刑事处罚外,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或记过、或罚俸、或降级,直至革职。这些行政处分会给司法官的仕途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三,民事词讼错案的责任。我国古代虽然是以刑为主,但是同样还有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案件。对于这些民事词讼案件,同样也存在错判的情况,并产生相应的错案责任。错判民事词讼案件由于不涉及刑事罪名,因此司法官一般会被处以一定的行政处分。虽然清代建立了一套完备而严厉的司法官错案追究制度,但是该制度的实效并不能让人满意。有清一代,照样发生了很多冤假错案。除了吏治腐败之外,错案追究制本身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首先,忽视了客观规律,没有认识到在清朝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错案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忽视了司法官也是理性人,也会趋利避害的事实。过于严格的错案责任,既不允许司法官失入又不允许其失出,将司法官逼入了退无可退的境地。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很多司法官会采用各种手段来规避错案责任,甚至不惜采用极端不正义的手段;最后,在“官官相护”的官场氛围之下,清朝所构建的自上而下、层层监督的错案追究体系流于形式,无法有效纠正冤假错案。时至今日,我国也建立了一套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且已实施多年。为了进一步杜绝类似呼格吉勒图案一样的冤假错案再次发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朝着越来越严格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清代司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前车之鉴”下,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现代社会,法官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各种手段来规避错案责任。因此,现行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无论在清代抑或新中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都反映出执政者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之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司法理论来否定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法官也是理性人,面对过于严苛的责任时,同样会趋利避害。因此,除了加大对错案法官的惩处力度之外,应该适当采用激励手段,让法官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从而减少案件审判的错误率,保障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