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价值并非简单体现为当前盈利能力的在位资产,还包括企业未来投资机会的增长期权。在既定资源下,增长期权能赋予企业拥有扩张、停启和终止项目的诸多经营灵活性,帮助企业抢占市场先机,获取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增长期权也揭示了企业未来不确定的投资机会,可以通过R&D研发、技术创新、战略性兼并等活动获得并积累,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企业承担特异性风险的主要来源。此外,企业进行增长期权投资的决策依赖于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产权背景异质性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综合体现,反映了企业在股权结构、资源配置、委托代理模式、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会加强或削弱期权-风险关系的敏感性;而产业竞争作为企业外部治理的监督机制,会构成企业不同方向的压力源,或正向激励企业创新或负向增加管理层的风险厌恶,导致企业增长期权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减,进而影响特异性风险的升降。本文选择2005年至2017年间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托宾Q和产权比率作为增长期权的代理变量,采用间接分离法和Fama-French-EGARCH模型估计法衡量特异性风险,实证检验了增长期权对特异性风险的影响;其次,创新性结合企业产权性质的内部视角和产业竞争的外部视角进行期权-风险关系的敏感性分析;再次,基于资本支出消耗增长期权的视角做进一步检验;最后,根据本文得出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增长期权与特异性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在民营企业中,期权-风险的正向关系更显著;(2)产业竞争“倒U型”调节了期权-风险的正向关系,但这种非线性调节作用只存在民营企业中,对国有企业而言,产业竞争则线性削弱了期权-风险的正向关系;(3)进一步检验发现:资本支出意味着增长期权的消耗,会负向影响特异性风险,但这种负向影响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且受到产业竞争的“U型”调节作用;(4)拓展性研究表明:增长期权对截面特异性风险的上升趋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资本支出对截面特异性风险的下降趋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