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产业集群的风险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集群风险问题的规避是一个多方集群主体共同参与,协调彼此利益冲突的集体行动,从集体行动的产生引出了“集群治理”问题的研究。但集群治理的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集群治理的“黑箱”,即通过分析各种治理机制对集群企业交互关系的影响,来解释并预测集群的发展状态。相对于公司治理、公共治理等“治理”研究领域,集群治理的研究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大多数的文献依赖于网络治理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学的理论,结合博弈论及案例分析的方法,建立了集群治理机制研究的系统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网络治理、领导企业治理、包括协会自治和地方政府治理的第三方治理三种主要的集群治理机制作用机理及发挥治理作用的条件,并运用台州缝制设备产业集群的案例,详细论证了该集群存在哪些治理机制,这些治理机制对集群企业交互行为的影响,从集群治理机制角度解释了该集群发展现状的形成。同时,结合21个浙江地方产业集群的案例以及台州缝制设备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讨论集群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和论证,本研究形成了以下结论：(1)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机制主要有信任、声誉、集体惩罚、宏观文化四种具体形式,每种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发挥协调、保证集群企业间交易的作用,四种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网络治理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但是,在声誉、集体惩罚、宏观文化三种机制缺失的情况下,集群企业也可以通过“试错”,建立新的企业合作关系,扩大交易范围。(2)领导企业治理主要体现为其对配套企业行为的影响,领导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的分工结构是影响领导企业治理的主要因素,领导企业实行什么样的分工结构取决于其在集群中的经济权威性、领导企业之间的创新格局以及配套网络的重叠程度。此外,领导企业治理还体现在其对集群产业链同环节上企业的引领作用或刺激竞争作用。(3)行业协会对集群的治理主要体现在价格管理和行业规范、信息中介、执行中介三个方面,但是行业协会发挥治理作用的前提是协会必须具有执行力,这种执行力主要来源于集群企业的异质性,也包括政府的行政权威以及协会领导的特殊社会威望。(4)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对集群的治理,具有强制性、外部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治理作用的影响是最普遍的,但是地方政府的治理效果存在两面性,也存在“诺思悖论”。(5)台州缝制设备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受集群发展程度及客观环境的影响,集群中某些治理机制缺失,因此治理机制未能发挥理论中的治理效果,从而导致台州缝制设备产业集群形成零配件企业发展滞后,集群中存在激烈价格竞争的现状。(6)多集群的案例研究及台州缝制设备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表明,不同治理结构下,集群的治理机制存在差异,同时在治理机制的累积作用下,集群治理结构会发生改变。上述研究结论深化了对集群治理机制问题的理解,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进展：(1)建立了集群治理机制研究的系统分析框架,从集群治理机制角度解释、预测集群发展状态。(2)系统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在讨论具体网络治理机制作用机理的同时,强调了其产生的条件,进而分析当条件不具备时,集群企业如何实现自发的合作均衡,提高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2)从分工结构角度研究领导企业治理,明确了领导企业治理研究的逻辑；(3)对浙江产业集群的大规模深入调研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充分的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