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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报刊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场域,《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京派文人”的舞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视角,考察1933-1937年间的京派文学批评活动,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大体而言,本文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从两个层面考察京派文学批评:其一,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者通过各种编辑以及策划活动使该刊成为了“京派”“自己的园地”;其二,“京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生产着相关的知识与观念,而作为现代传媒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也参与着京派文学批评的塑造。 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 导论部分首先对《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文学批评的研究现状略加梳理,以便说明笔者选择这个题目的缘由,继而交代本文的框架结构及研究思路,并对相关的问题加以说明。 第一章讨论《大公报》与京派文学批评的“结缘”原因,主要考察《大公报》社的办报理念与京派文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此外本章还将论述《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的其它相关背景。 第二章可以看做是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对京派文学批评所进行的“外部研究”,主要描述文艺副刊的整体面貌、编者的编辑情况、京派批评家围绕副刊所进行的重要文学活动以及作者群的构成。其中,副刊“众声喧哗”的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是本章的兴趣所在。 第三章考察的是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呈现的“京派文学批评”,可视为京派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本章试图将《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作一个巨大的“京派文学批评文本”,以期从整体上描述“京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此外,本章还将从双向互动的角度,考察作为现代传媒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塑造作用以及通过该刊所反映的京派文学批评的生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