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是我国沙尘天气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通过对西北地区历史时期有关史料的系统搜索，收集到263个沙尘天气记载年份，其中唐代以前33个，唐代33个，五代至元代13个，明和清代153个，民国31个。除了直接记载沙尘天气的史料外，笔者还从西北地区留存大量古代诗文、游记、笔记，以及历代发生沙漠化区域等方面考察沙尘天气状况。　　明代以前沙尘天气记载数量较少，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时间分布上的结论。明代自1430年以后沙尘天气记载序列较好，可以就其时间分布规律进行分析。1430——1910年间西北地区共收集到沙尘天气记载年份150个，具体到每个世纪中的沙尘天气记载年份，16世纪18个，17世纪42个，18世纪26个，19世纪45个，可以看出17世纪和19世纪是西北地区沙尘天气频发世纪。1913——1948年间共收集西北地区沙尘天气记载年数31个，确定次数99次，其中20世纪30年代沙尘天气频发态势明显。沙尘天气季节分布唐代、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春季都是主要发生季节，尤以4月份沙尘天气记载最多。就空间分布方面来看，甘肃河西走廊、陇东地区、宁夏北、陕西中部及北部等区域记录为多，其中甘肃民勤县是沙尘天气记录最多、沙尘暴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沙尘天气受温度、湿度变化影响明显。1500——1910年西北地区共有138个沙尘天气记载年份，其中17、19世纪为沙尘天气频发世纪，而敦德冰芯的温度变化显示，17、19世纪正好为冷期；16、18世纪为暖期，应对沙尘天气低发期。沙尘天气与湿度之间的关系可分河西走廊和陕西两大区域进行分析。陕西采用虫旱灾异年所建立起来的湿度变化趋势，与陕西沙尘天气记录之间反相关关系明显。河西走廊采用树木年轮建立的湿润指数变化和旱蝗年建立的干湿变化，1500——1910年间河西沙尘天气记载与湿度之间关系不明显。之后又采用1935——1944年酒泉地区实际观测的霾日数、降水量、相对湿度及雨（雪）日数，发现霾日数与后三者之间的负相关明显。　　沙尘天气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其本身受气候自身变化的影响，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沙尘天气的发生及其危害程度亦有很大的影响。历史时期的“滥垦、滥牧、滥樵、滥用水资源、以及战争的破坏、农牧业土地利用方式的交替等，致使原本脆弱的绿洲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从而诱发沙漠化过程的发生和发展，使绿洲向荒漠演替。”沙漠化面积的增大、耕地的开辟等都增加了沙尘天气发生所需的沙尘源，沙尘天气在同等风力和热力条件下，起扬在空中的沙尘物质也随之增加，能见度会更低，传播范围更大；植被的破坏、减少和退化，使得沙尘天气在传播过程中减少了阻力，其传播范围和造成的灾害面积大大增加。　　如果从沙尘天气致灾的方面来说，历史时期的沙尘天气灾害确实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致灾的次数和范围不断增加。这是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展，耕地的开辟及人口的增加，沙尘天气灾害的承灾体不断增加。人口增加、生产扩大与灾害次数成正比例关系，与灾害范围也成正比例关系。沙尘天气作为自然现象，如果发生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仅是自然变异就不能称之为灾害。从空间分布来说，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自然变异成灾的机会就越多，人口越是稀少的地区，成灾的机会就越少。　　沙尘暴主要致灾因子是强风力和能见度。历史时期沙尘暴灾害主要表现在对农田的风刮、沙打、沙压，对水利渠道的淤塞、吹失人口、拔木毁屋等，亦有因能见度差人畜坠井、坠崖等记载。另外也多见沙壅边墙、城池的记录，沙与边墙或城池齐，严重威胁到边防安全，民勤、榆林等志书中多见除沙的记载。沙尘暴是沙漠化面积扩大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沙尘暴频繁，沙漠化面积增大，土地被埋，房屋被摧，家园被毁，不得不迁徙他乡。　　古人对沙尘天气的防护和应对措施主要有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工程措施主要有清理淤沙、引水刷沙、起防风墙、插风墙等，生物措施主要包括植树、植蒿等。　　研究历史时期的沙尘天气，对于今天西北地区的防风治沙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