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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产生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完全改变了宽松货币政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怎样平衡成为金融界的热门话题。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金融监管的缺失提出了问题,也对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了质疑,因为低利率等政策导致了信贷规模的过分膨胀,促使资产价格泡沫产生,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积累。本文利用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3-2013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建立GMM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同时从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分析了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杠杆率水平、流动性和损失准备状况如何通过影响信贷决策等微观行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从文章的研究目的出发,明确了整体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试图解释的问题。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国外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条线,即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从其他因素角度出发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尤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更少。文章的第三部分研究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演化历程,比较了传统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渠道的差异,以D-L-M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总结了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机制。文章的第四部分引入银行审慎监管变量,从理论上探讨了资本监管、杠杆率监管、流动性监管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影响。文章的第五部分建立GMM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以及由银行审慎监管指标引起的该渠道的异质性,证明了中国宽松货币政策能增加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审慎监管可以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的影响效应。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得出了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认为宏微观审慎监管需要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当局,在有效实施当今审慎监管制度的基础上,提高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建立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有机统一的审慎监管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