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是互不可缺的伙伴。虽然中日之间曾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幸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仍以经济贸易关系为基础走向新时代。在中日关系解冻前，民间往来为两国经济贸易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政府难以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日本方面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向。此外，蒋介石政权下的台湾问题敏感性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脆弱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以中日复交为转折点逐步展开。尤其是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主动积极接受来自日本技术、投资或者政府开发援助(ODA)，而日本也意识到中国的市场潜力，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中日的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不但促进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是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意味着中日相互依赖的加深。　　中日之间的相互依赖有积极与消极的意义。一方面中日两国为了维持中日经济贸易带来的利益尽力回避武力冲突，一方面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中出现贸易摩擦。从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WTO对解决中日经贸摩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而，中日相互依赖加深给中日经济贸易带来更大的利益。　　可是，近年来在两国经济贸易持续走热的同时，中日双方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中日政治关系明显冷却。呈现出“经热政冷”的现象。中日两国有几个政治矛盾:(1)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新历史教科书问题引起中国的对日反感;(2)钓鱼岛问题;(3)台湾问题;(4)扩军问题。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为了自卫队海外派兵，日本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中国担心日本扩军的影响;(5)加入常任理事国问题。对日本企图加入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民由于日本对侵略战争的态度表示抗议。这些政治的矛盾中，历史认识问题居于中心地位。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新历史教科书推翻“自虐史观”。虽然新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并不高，日本整体的保守化以及右倾化无疑会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　　日本的右倾化与长期的经济萧条有关，中国崛起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并促进了这种保守化倾向。反过来看，中国的民众中民族主义也显得高涨。改革开放以后的自由以及近年来的中国崛起给中国人民以自信，日本伤害中国人的情绪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活动。如此，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使中日之间的问题更加复杂。“政冷经热”可能转变到“政冷经凉”。中日两国应当注意中日之间的政治矛盾给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2005年中国的涉日示威游行是两国的政治矛盾影响到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反映之一。日本乘联合国改革的机会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当时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政治上的问题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抵制日货”为口号发起了涉日示威游行。不过，一部分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暴徒化，引起日本人的紧张。加上，在华日资企业也受负面影响，很多日本企业忧虑在中国事业的前途。可是，“抵制日货”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日经济贸易是互补的关系。不仅如此，在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的过程中，也看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　　在全球化经济的环境下，中日经济贸易结构是互补关系，中日双方分别有产品制造的优势。中国依赖于来自日本的高科技产品，日本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中国产品和日本产品互用对方的零部件。对中国来说，中国需要日本的投资，日资企业需要中国的劳动力。中日双方应当抵制排外主义并且建设“双赢关系”。还有，民族主义的高涨把一系列问题复杂化，并且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农产品实施短期进口限制措施的时候，也对中日经济贸易构成认识不足。日本采取限制措施企图保护日本农民的利益，但是日本商社等日本企业与中国农民一起合作产生中国的农产品。对来自中国的廉价农产品实施限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于是，在中日贸易方面的诸多问题不是“中日问题”，而是“日日问题”。来自中国的产品不构成为日本产业的威胁。　　总而言之，中日之间的政治矛盾阻碍中日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政治问题颇为敏感。为了中日经济贸易的发展，日本应本着以史为鉴的态度，积极地解决历史问题。中日经济贸易的逆差问题、中国廉价产品的流入以及日本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等，都促成了近年来日本方面的“中国威胁论”的逐渐浮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中日双方参与国际分工，并从中获利，日本也需要对国内产业进行改革。中日双方应当合作消除中日之间的政治矛盾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给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两国要坚持以“战略互惠”为基础的共同声明，尽快解决中日之间的政治矛盾，应当追求经济上的实质“双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