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河流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也是生态脆弱区和深度贫困区,脆弱与贫困相互交织耦合,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对塔里木河流域上、中、下游的资源合理配置、“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协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可分为7个章节:第一、二章主要是通过梳理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的相关文献,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思想、职责,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间的辩证关系,并对相关生态安全理论进行分析和充分应用;第三、四章在了解塔里木河流域近几年来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生态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对该流域生态环境发生演变的时空因素以及驱动力因素(自然驱动力、人为驱动力)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建设对该流域生态安全的影响;第五章通过构建符合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选择生态较为脆弱的南疆五地州,运用DPSIR模型对其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第六章为了进一步剖析塔里木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安全状况及其稳定性,特选择上游阿拉尔市、中游轮台县和下游若羌县作为典型县域,运用生态网络分析法(ENA)对其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第七章在总结上文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塔里木河流域在今后“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生态安全的调控举措,为协调该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提供依据,也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行奠定坚实基础。研究的主要结论:(1)在全面了解“一带一路”建设基本情况,辨析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安全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该流域在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中资源环境明显好转,在沙漠化治理、盐碱地治理、水资源治理及水土流失治理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性致使其承载能力和弹性力仍然较低,对人口增长及经济活动带来的压力支撑能力较弱。(2)影响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有自然驱动力、人为驱动力和政策文化驱动力。其中自然灾害频繁、水资源匮乏以及土地利用和生产方式粗放、灌溉方式不合理导致绿洲土地盐渍化,均使得流域生态系统压力较大。值得关注的是,流域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若不能协调良性发展,南疆贫困地区将难以摆脱“贫困—生态环境破坏—贫困”的恶性循环。应把治理生态环境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将“两山理论”充分应用到流域生态脆弱区,避免脆弱的资源环境吞噬经济发展带来的成绩,致使本就未脱贫的人口再次陷入贫困境地。(3)通过运用DPSIR模型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脆弱区南疆五地州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得出:2012～2016年南疆五地州生态安全状况呈现明显波动,安全等级由重度预警向中、轻度预警转变,2016年再次演变为中度预警。随着驱动力(D)、压力(P)的不断增强,国内外市场的开放和联通,使得农副产品、纺织品等需求量增加,驱动力(D)、压力(P)带来的影响(I)综合指数提升,五大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对此,协调各子系统间的作用关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在考虑环境保护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对守护“绿水青山”、发展“金山银山”具有重要意义。(4)对塔里木河流域上游阿拉尔市、中游轮台县及下游若羌县的生态系统结构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发现:生态脆弱区典型县域阿拉尔市、轮台县、若羌县生态系统形成了良好的信道容量C,在面对自身脆弱性及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时可以进行基本的转化和消耗,但对于高强度的经济开发活动的转化、消耗能力不足;2012～2016年三个县(市)的生态系统聚合度A和系统冗余度E均不高,生态系统内物质信息交换能力不足、流动路径单一,结构稳定性差;三个县(市)的生态系统使用率(A/C)较高,空闲率(E/C)较低,生态系统间物质信息的代谢路径集中,网络发育较缓慢。对此,要着重提升响应R”对“压力P”的缓解能力,优化响应措施的实施绩效,加强流域自然环境的修复力度,重视“影响I”对“响应R”的拉动能力,完善流域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措施。为保证“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塔里木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安全,需要规划制定该流域两山理论的发展路线;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依据流域区域特征,加快南疆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