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阎云翔提出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而产生的道德转型为起点,以浙江6频道的《钱塘老娘舅》节目为个案,抽取48期节目共92个调解事件,讨论电视调解这一特殊类型的电视节目调用哪些资源运用哪些手段介入私人生活,如何回应中国的道德转型问题,且在这一过程中,电视构建了何种形象。研究认为电视调解构建了电视的一个极道德面向。它通过构建“简单化”和“清晰化”的进步叙事,并且调用“老娘舅”等文化资源构建权威;同时和媒介化自我表露中的电视的权威实现互嵌,构筑起了道德权威。代表电视调解的行动者老娘舅策略性地使用了道德话语、法律话语和治疗话语三种话语,且主要使用道德话语,这些话语的使用最终目的是重建一种道德秩序。电视调解通过回应个体的道德期待,来应对个体化下的道德转型,以及应对“私人生活充分自由但公共生活严格限制”的情形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边界的变动。和以往宏观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不同的是,电视调解落在了以家庭为界的日常生活范围之内,灵活地游走于公私两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本文认为电视调解节目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了道德机构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