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汽车等物质产品的生产、装配相比,新闻生产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新闻报道是“新闻工厂”生产、装配流水线的产物,每个生产环节都有自己的工作常规,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它也同其它社会机构积极互动,这一过程性和结构性决定了新闻是“制造”出来的,换言之,新闻报道远非人们所想象的是对随机事件的自发反应,相反,新闻报道是由新闻工作常规、社会机构、意识形态传统等所选择、型塑的结果。在整个采集和生产流程中,这些要素系统地作用于新闻报道,由此可能导致新闻报道在内容与呈现形式方面出现一定的倾向与偏好——新闻偏向,故新闻偏向来源于新闻采集与新闻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它更可能是无意为之、不期然的结果。本文试图在这一框架中来思考现代风险报道的生产偏向,研究发现:第一、一般而言,新闻工作者个体人口属性和价值观念极难通过新闻工作常规的阻隔(并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现代风险与复杂难辨之技术密切相关,诸如学科背景、科学训练等个体属性的确作用于风险报道,致使风险报道极易出现诸如“去情境化”和不准确等偏向。同时,个体因素与新闻内容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间有较大的不同。第二、新闻工作常规是型塑新闻报道面目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新闻工作常规是多重的,第一重为以倒金字塔文本结构为主体的文本结构常规、新闻网、新闻路线分配等人力资源分配等组织结构常规,同时还包括截稿期限、版面时段等信息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分配等工作常规;第二重是作为质量控制标准的新闻选择标准常规(比如新闻价值、事件取向、故事模式等);第三重为“媒介间”关系的工作常规,即记者之间是相互参考的,无论就议题还是内容而言,受众并非记者生产活动的直接依据。所有以上这些工作常规都是为了应对事件的无序对媒介正常生产秩序的挑战,进而言之,媒介为了满足日夜滚动的生产方式和公众对新闻无休止的寻求(这自然是一种假设),发展出新闻工作常规来应对这种挑战。要言之,新闻工作常规是保证媒介高效率生产新闻的必然产物。诸如以上这些工作常规使现代风险报道的生产出现以下几种偏向:预警的迟滞偏向——即风险警报首先是由科学社区和相关的积极行动者敲响的,甚至在科学社区和鼓吹者群体中已有定论时,媒介仍置若罔闻;当媒介敲响警报时,并非源于风险的增加,而首先源于其时风险已符合新闻选择的标准,然而不幸的是,此时,风险报道出现放大风险的偏向,同时,风险报道的议题出现聚合偏向,风险报道的内容则出现同质化偏向;在风险报道的保持期,出现风险争议的两极化偏向等。第三,就社会机构影响而言,由于新闻工作常规的作用,新闻生产依赖于同消息来源的合作,这对于所有的议题生产而言均如此,但是,风险议题有其特殊性,即风险是不可见、不确定的,这就为各种利益集团“定义”风险留足了空间,消息来源进入媒介的意愿、意图和能力成为影响风险报道生产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记者对消息来源的依赖和消息来源意图定义风险的目的和能力使现代风险报道出现消息来源动员(包含自上而下的含义)和消息来源策动(包含自下而上的含义)的生产偏向。第四,就宏观的社会文化因素而言,作为文化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比之前面的因素更大一些,意识形态部分来源于优势利益集团的制造,部分则是在各种社会语境中自我生成的。在风险报道生产中,科技进步、面子民族主义、平民主义、职业主义等意识形态间接、曲折但有效地作用于风险报道,使现代风险报道呈现出这样的现象:总有告诫风险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淹没于主控性意识形态之中,或者说,风险为主控性意识形态所“绑架”。无论是个体层次还是宏观的意识形态层次,它们对于风险报道的作用最终都要通过新闻工作常规的“中介”,比如,在社会机构层次,消息来源的动员和策动之所以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网和新闻路线的人力资源分配以及新闻生产对信源的依赖等工作常规实现的,因此,对记者而言,报道风险事件如同报道其他任何事件一样,记者更多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诸多偏向正产生于此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