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的后乌托邦艺术现象。后乌托邦艺术是指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一些概念艺术家运用各种艺术方法对过去的乌托邦进行反思的艺术。首先,这包括斯大林主义的美学和政治独裁以及先锋派内容,这种反思使以往的乌托邦式形式更加明显,它揭示了它们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本文的研究依赖于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观点,即苏联后乌托邦主义并非斯大林主义时代文化的外在表现,而是源于斯大林主义项目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对理解其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计划被视为前卫思想逻辑发展的脉络,是前卫计划的实际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美学融合在一起,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神话和乌托邦。因此,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俄罗斯的前卫艺术也是后乌托邦艺术反思和分析的对象。这种反思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通过对苏联日常神话的诉求,对苏联日常生活的诉求;通过借鉴先锋派和斯大林主义神话的视觉成分——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和海报;通过意识形态和语言的预备,当然,通过直接诉诸斯大林的形象,苏联后乌托邦艺术再一次将其重新神化。后乌托邦概念艺术的出现与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作者试图从中找到决定俄罗斯早期概念艺术场景和后乌托邦现象细节的关键特征。该研究对这一时期(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俄罗斯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了概念上的概述,同时更着重于这一发展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为了突出俄罗斯后乌托邦艺术的主要特征,笔者着重研究了俄罗斯几位著名的概念艺术家的艺术:埃里克·布拉托夫、奥列格·瓦西列夫、伊利亚·卡巴科夫、维克多·皮茨瓦洛夫、维塔利·科马尔和阿列克谢德·梅兰姆的艺术组合。这些艺术家代表了不同的艺术方法,用来反映苏联的现实。埃里克·布拉托夫(Erik Bulatov)通过对绘画的结构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了苏联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和维克多·皮茨瓦洛夫(Victor Pivovarov)代表了莫斯科“文学”概念主义的混合艺术形式,比如“相册”和“墙报画”。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们审视了新苏联生活的日常象征意义及其隐藏的神话。Komar和Melamid创作了社会主义艺术,直接诉诸斯大林主义神话,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和游戏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