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19-1927年的珠三角地区为叙述对象,主要探讨具有自身传统的工人如何转变为现代革命拥护者的问题,即工人动员的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变迁导致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珠三角地区作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滩头阵地之一,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对该地区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深重。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争取应有的权利,工人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各种工会在这条战线上进行了基本整合,并且通过与革命政府及社会各群体的互动,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工人动员机制,使具有自身传统的工人转变为现代革命的拥护者。这种机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即政党的领导、工会的推动、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的同情。在政党层面,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程度地进行工人动员,试图把工人运动作为促进革命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工会层面,受到不同影响的各种工会在革命统一战线上进行了基本整合,大体上对工人运动均有所推动。在政府层面,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势力、促进革命发展,广东革命政府积极支持与援助工人运动。在社会层面,农民、商人、学生和军人等社会群体不同程度地支持工人运动,使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然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非但不能掩盖工人动员机制中的分歧与冲突,反而使这些分歧与冲突日趋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歧与冲突,体现为阶级斗争理念与劳资合作理念之间的冲突。二是各种工会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体现为阶级工会与雇主工会之间的冲突。三是革命政府内部的分歧与冲突,体现为左派势力与右派势力之间的冲突。上述冲突的武力化最终导致工人动员机制的破裂,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贯穿工人动员机制诸层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主义,它能够为当下的国家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理念随着工人动员机制的形成及发展而扩散至整个社会,带来了社会分裂的消极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新机制的建构过程中,如何在发扬民族主义因素的同时尽量消除阶级斗争理念的影响,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