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以降,祥瑞思想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甘露从一种自然现象,逐渐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寓意。“甘露降”的出现代表着圣君在位、君贤臣良的政治局面,昭示着政通人和、太平盛世的社会风貌,还被视为人君受命于天、治政有方的有力证明。君主德至于天,则“甘露降”。天降甘露后,帝王的应对举措有改元、大赦与恩赐臣民等形式。这是皇帝“上承天命,下绥百姓”政治职责的具体体现,昭示其作为“天之子”对天降祥瑞后进行的政治回应。魏晋之后,甘露等祥瑞现象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甘露出现后,皇帝会将甘露示以群臣,并接受臣子献颂和表贺。唐中后期的“甘露之变”,即是李训等人以庆贺“甘露降”为名策划的除宦事件。计划失败后,“甘露降”现象自此从祥瑞转变为政治禁语,直到五代都罕为史书所提及。这种文本变化的背后,展示出古人对“甘露降”现象的记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背景。西汉时,“甘露降”的记载仅限于京师;东汉时,则开始有了甘露降于地方州郡的记录。这种变化,说明甘露从帝王的专属祥瑞,逐渐成为上天嘉奖地方官员德政的瑞应。太守和刺史等地方长官牧守一方时,广为教化、刑罚有据,因此政事修明,天降甘露以嘉其美政,这与圣王治国有方从而出现甘露有着一致的思想根源。甘露还是孝感现象中的主要瑞应之一。东汉明帝至孝,祭拜原陵时有甘露降于陵树,成为后世孝感现象的母题。此后官员卿士、庶民百姓中的孝子,在居丧期间也有因孝行而招致甘露降的记载。甘露作为孝感的瑞应,在从君到民的变化中,与历代统治者重视孝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有很大的关系。古之长吏,“必有异政”;哀哀孝子,精诚致应。在良吏和孝子传记中频频出现的“甘露降”现象,既是天人感应思想下历史书写的固有模式之一,也是祥瑞现象政治化的直接表现。